如何评价深圳的新校园行动计划？

校园建筑本身，就是一本最好的教材。

公立K12学校不是高大上政绩工程、地标项目，没有反反复复地调研、视察、观摩和论证；这些校园又是民生必需品，中国人重视教育、重视孩子，高层反复强调“一切为了孩子”，故其投资预算往往也列编不少、主材辅材也用得不错。

因此，公立K12学校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公共管理、建筑设计和工程水平最直观的体现，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在客观上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进步。

建筑学不单是一种物质生产，更是一种精神生产。一个人可以不读书、不看报，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但是却不能不住房屋、不在街道上游走、不在公共空间消遣。

在生活种种的物质性意象里面，建筑与我们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故建筑是塑造、影响我们审美观最直接、最深刻的一种。建筑一方面是集体意识的表征，例如说起新中国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天安门广场；另一方面是个人品味的映射，例如很多琴瑟和鸣的小两口也会为装修风格争得面红耳赤。

对中小学生亦然，校园是学生空间美育教育的第一场所。同样都是花钱，为什么不能审慎一点花，慢下来，多投入一点时间在空间设计上，把校园设计得在地一点、有特色一点，给孩子们更多的启发灵感、情感互动呢？我高中时便曾经这样想过，也一直期待我们的校园能够缤纷多彩而有创意，今天，这个想象在深圳实现了，并正在从这里出发，影响着全国中小学乃至城市建筑环境的变革。

尽管有不少建筑师曾试图以个人努力唤醒人们对K12校园品质空间的探索，但是这些星星之火终没有能激励起区域性的大规模改进。

上海高目事务所张佳晶在设计嘉定区德富路中学就挑战了大量建筑设计的规范，包括走廊形制、窗台高度、教室形状、立面材料、疏散通道布局、公共空间规划等等，整个项目持续了近6年之久（2010年-2016年），经历了重重磨难，一点一点挑战着设计规范的固有认知。

这里插几句题外话，我第一次读有关德富路中学的文章还是在读高中。

彼时德富路中学刚刚建成，在《建筑师》杂志上有一篇和张老师的对谈，我到现在还记得有这么一段，评审的老专家们说，既有教室的尺寸是他们这辈建筑师一公分一公分算出来了的，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改变，老张觉得膈应，便回怼道“我们的青春就被你们一公分一公分限定了”，当时一身反骨的我对这句话是极受用的，也深信以为意，倒不是为了看隔壁班喜欢女生的马尾，或许是被班主任惦着脚从后窗偷窥然后“喜提”罚站一刻钟的的应激。

不同于建筑师们声嘶力竭地单打独斗，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第一次在公共管理层面政府层面全面地把校园空间品质提升提上日程，系统性地、区域性地对“新校园”发出倡议和呼唤，“以设计点亮教育，以教育设计未来”，在这里给深圳狠狠点赞。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里，校园建筑就是四四方方的盒子，接着单跑的走廊，透水砖拼花铺就的地面，喷泉、花坛整整齐齐，体育馆前摆一座雕塑或名人像，从小学到初中，几十年不变。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初衷是改变这种空间设计范式的一成不变，挑战现行规范条件下空间创意的极限。

谈到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就不得不提到周红玫，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市和建筑设计处副处长，原深圳市规划和土地资源委员会南山管理局副局长，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深圳市“新校园行动计划”暨南山区“百校焕新行动”发起人/总策划。

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是周红玫在担任原深圳市规划委员会福田管理局副局长任上发起的。面对校园品质失控与日益膨胀的学位需求，“以公共利益驱动、具有专业属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设计管理”，成为“新校园行动计划”的行动指南。

在深圳福田区，土地寸土寸金，人口密度极大，有大量急需改扩建的校园。“新校园行动计划”，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发起的，从2017年至今，举办三季，涉及29个学校，旨在解决校园“空间品质严重失控”与学位严重不足的双重矛盾，趟出一条高密度条件下校园设计创新的“深圳道路”。
2022年“新校园行动计划”又扩展到南山区，南山发起了“百校焕新”校园提升工程，通过“个性化设计+统一施工”，“一校一策”让老旧校园实现精彩蝶变。该工程分3年对143所学校、幼儿园进行焕新，以完善结构、解决隐患等基础类需求为核心，同步推进场馆改造、安全提升、智慧校园建设、厕所革命等十大类校园提升改造工程。

“新校园行动计划”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就：

1｜空间改进触发的校园教育思路的转型

校园建筑本身，就是一本最好的教材。

学校不是仅教育的容器，而应是教育理想的物质体现。

“新校园行动计划”以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激增学位需求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为突破口，围绕“以儿童视角看世界”的儿童友好型建筑的空间设计思路，一方面通过创新性的空间装置激发学生内在的探索能力和创新性，另一方面以温柔、天真、烂漫的设计语汇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以环境焕新增益学生的专注度，改善学生心理状态。

笔者以十一建筑设计事务所主笔的新沙小学为例，对空间改进触发的校园教育思路的转型进行了简单分析。

当我们设定这一目标后，建筑设计的方法也会随之调整：能让孩子们微笑的设计应该是更接近孩子的身体和体验的，能激发他们的探索心和想象力的。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开始考虑适合儿童的空间尺寸，并专注于材料的颜色和质感。这种设计方法比起建筑设计，更贴近于景观设计的方式。

寓教于乐，向空间学习。

以十一建筑在玉田村的景观装置为原型（即以直径为33厘米的钢管弯曲制造的“城市动物园”），新沙小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共49件形态各异的景观装置（如图a）。

这些装置既可以作为景观家具或游乐设施使用，又可以创造交流的场所，在与之互动时，孩子们用自己的身体感知空间，自由地创造游戏，并学习如何与同伴交流。

这些装置创造了适合儿童尺度的空间，同时训练了孩童的审美情趣。从孩童视角来看，空旷的建筑显得过于庞大而单调，而景观装置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美学素养。类似的空间探索在新沙小学中还有很多，如叠加设计的天台农场、三角山丘等等（如图b）。

提升校园生活的“环境软实力”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业压力不可谓之轻，学校甚至超过家庭住房，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第一居所”。因此，除了配备更好的硬件设施外，通过设计赋能提升校园生活的“软实力”，对于学生的学习进步、成长发展也显得尤其重要，轻松、亲切和柔和的校园能够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以更好的心态去应对繁重的课业压力。

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学校图景是：孩子们充满活力、面带笑容地在校园各处奔跑和游戏。所以校园主入口的设计应呈现出如同公园景观入口般亲切、柔和的气氛。在新型教育理念中，教学的核心是“学生”，要激发学生内在的探索和创新力。

新校园，尤其是K12阶段的校园，不应像过去那样压抑得像兵营，而应尊重学生的天性，给予他们自由释放的空间。校园的空间设计应从装置、景观、家具到建筑设计各个方面都更加贴近自然、贴近土地，并鼓励学生社交与运动。对于幼儿园和小学，校园应通过设计来引导学生探索身体与空间的关系，通过特定的空间或景观设置，鼓励他们动手和社交，挑战传统校园“排排坐”等死板的设计范式。中学校园则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照顾到学生高强度学习的需求，采用柔和的色彩、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和更高的环境标准，以优化学生的学习环境。

2｜以公共最大利益驱动的参与式、开放式的高品质空间规划管理模式的建立

我一直在追求“ 以公共利益驱动、具有专业属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设计管理 ”。底线是基本保障，必须要依法行政，但高线树立了新的文明标杆。

我不愿意走到前面，通常会退到所做事情的后面。我习惯把舞台支好，让更多的明星在我创造的舞台上起舞。

—— 周红玫

这是建筑档案与周红玫的对谈中最打动我的两段话，功成不必在我、成功一定有我，说来浅显，可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却不多，周处长便是其中一个。在“新校园计划”暨“百校焕新行动”中，她以渊博的专业素养、诚恳地沟通建立起参与式、开放式的资源整合机制，实现了政府、专业和社会的共同利益的高度整合，我看到了无数顶着压力的去推、去跑、去做，甚至有些举动或许在体制内会被视为异类的努力，为了“帕累托最优”孜孜以求，将个人的进步、发展置身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

基于全空间生产链条的跨部门协同平台的建立

案例1:

比如在“百校焕新行动”中，我首先整合了复杂的内部行政决策与沟通，建立起多部门协同工作平台，邀请土监局、住建局、规自局等各个局都来参加，这基于我对深圳建设各层面的了解和熟悉。我作为总策展人可以跨专业和在行政的多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深圳学府中学当时的风雨操场和器材室由于规自局不同意而无法建造，我就不断去测试土监局的反应，比如能不能以临时建筑的名义申报，等等，不断激发，寻找机会。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综合性的城市空间生产需要把生产链条相关方都放在一个协同平台里去解决，而不能搁置在前后端，这样才能找到机会。

案例2:

在第二季“走向新校园”行动中，庄慎老师做的笔架山中学就是这样的例子：学校需要遵守教育部门关于300m标准操场的一些规定，但又限定在小面积、空间高度压缩的条件下。庄慎老师作为建筑师极具智慧，当时把所有指标叠加，各方面都做到极限。他设计的大操场空间与地下篮球场与社区共享，操场部分飘在红线之外、公共绿地之上，形成一个架空围合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的草坡绿化下沉至地下篮球场，又形成了社区大型观演空间。公共绿地上也有通达大操场的楼梯，呈现友好欢迎社区的状态。为了让这个操场和整个校园设计一起通过报建，规划、用地、建管多部门同事商议后，我们想出一种办法：出让绿地上空给学校使用，以此促成绿地和学校复合使用，大家相互借光，你跨到了我的街道绿地上空，你的操场也为我所用，双方可以分时共享。新校园与周边的街道空间采取了有退有还，相互关照的策略，于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正如庄老师希望的那样，笔架山中学是一个真正具有“城市感”的建筑，是街区与社区的友好邻居。

协调非专业者公共认知的建立

参与式城市更新不是新概念了，这里我也不想大谈特谈一堆学术性的discourse，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一个落地，开放、多元公共参与机制的建立，本质上是打破信息差、填补信息空缺的过程，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核心价值。

针对这个话题，我就不狗尾续貂了，姑且放一段邵兵和周红玫对谈的原文供大家学习：

邵：首先要对设计有充分的了解，还要清楚规则的限制所在。只要有共同明确的方向，大家愿意奔着这个目标解决问题，多方协作总会找到问题的协调办法。
周：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总统筹和协调者。我逐渐丰富、拓展了传统设计管理的职能内涵和工作界面，认识到建筑学背景的公共设计管理者不仅是项目审批者，还可承担多样角色，通过“城市策动”调度和整合更多空间生产资源，成为城市智囊、策划和协调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所做的就是规划的规划、设计的设计，做的是顶层设计。很多情况下，也只有政府职能部门有能力去集合分散的地块、集合业主和空间生产链中的各环节参与者，协同打造综合性空间愿景。身处体制而洞悉体制，我们因而敢于和能够打破现有惯例和庸常程序，敏锐把握城市快速发展产生的急迫问题，在现有城市管理机制中寻求突破与创新。
实际上，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启动后，随着自身工作的行政职能色彩的减弱，我可以从福田区跨越到龙岗区、南山区去做事情，比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我的角色一直具有专业的属性，大家依然信任我。我自称“城市策动者”，通过介入城市实践来关注思想、价值观讨论，为什么我不去坐而论道，因为我所有的行动都是将空间理想付诸实施,这里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一以贯之的。
邵：对于专业人士而言，理解公共这件事并不难，大家其实有认知层面的共识。最困难的其实是将非专业的人协调进来，形成公共意识。
周：一直以来，我们做事都缺乏一个牵头人，恰好我可以成为这样的牵头人。我经常通过讲座去激发各个职能局和工务署同仁们的热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多部门协同工作的统筹协调人，只要你愿意去做这样的人，并且不辞辛苦。
邵：你好像有两个特别关注的方向，一个是城市遗留问题，一个是城市未来通过公共设计能够解决的问题。作为行业参与者，你如何去理解社会价值？
周：我们是从事城市空间治理或者公共设计管理的人，所以我们的方向肯定是致力于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是我们先天的使命。
邵：我们之所以想探讨社会价值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认为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该探讨一下边界到底是什么。是暧昧含混，还是要梳理新方式，要各种新鲜的东西？
我们期待每个设计师都是头狼，有足够野性、新鲜的内涵。我也在思考如何通过设计重新理解设计的社会价值。你并没有要梳理一套宝典，而是每次都在寻找。看到具体的地方和人，你要找到一个新的共融、共享或共建的方式，而不是等别人直接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谁。包括“百校焕新行动”、城中村改造，其实可能最开始你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通过这一群“狼”来寻找，这个方法很厉害。你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协调所有设计师完成教育、医疗、社会关注等诸多问题，用建筑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提出建筑社会价值这个关注点的初衷。
周：其实政府原本就是公共利益、公共价值或者社会价值的代言人、守护者、推动者。我们现在是在往后退，不太关注除了城市生产、空间生产“量”之外的东西，而趋于普遍默认的量化、规范性、“符合性”审查。很多公共建筑，虽然把它对城市和社区的界面打开了，但它依然会用一套衙门的管理方法，装上大门，墙篱阻隔，管理苛刻。
从“新校园计划”到“百校焕新”，校长们总是强调“守土有责”，所有关于学校与社区共享大规模空间资源的设想至今都还只是设想，校园内部是难以进入的，但我会去协商，让校长们同意释放出一部分空间资源和设施与社区共享，建筑师为此做出多种划分和管理边界提案，这样来实现校园空间本应具有的社会价值。如能将学校和所在社区的文体设施纳入统筹考虑，再通过专业管理实现学校和社区的分时使用，那将是以更系统的方式同时提升学校和社区的服务水准。
邵：要用空间给人们启发和觉醒。
周：对呀。有时需要通过某些措施有意引导设计，使得建筑不会在实际使用中完全封闭。在我们规自局的一系列鼓励措施中，最大的破界当属 “红线零退距”政策：如果学校建筑在地面层为外部社区贡献骑楼式的廊道为公共使用，我们允许该学校建筑在楼上压红线建设，即零退红线。例如，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新校园通过零退距，取消了实体的校园围墙，让校园向城市打开，水系与植被、上部平台层的落影共同形成了柔性边界，形成了校园建筑向城市空间的缓慢过渡，也成了城市的公共休闲步道。

3｜总论

前些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们习惯了“快一点”“再快一点”的常态，流程不断简化、工作节奏逐年加快，虽配备了世界先进的的硬件设施，但是空间建筑设计及管理却不断地向着机械化、标准化，规范性、符合性的方向滑落，成为了滋生平庸设计的温床。

一片片缺乏思考温度的城市“速生林”压得人吗喘不过气。面对新的城市发展要求，仅仅靠“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在思想上、站位上高屋建瓴，不仅是探讨建筑学的核心价值，更是探讨人与自然、人与建筑环境、人与城市的关系，在维护校园空间安全性、功能性和适当独立性的同时，注重校园的灵活性、开放性、文化性和场地性，以学生切身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城市公共利益思考，大胆质疑传统的设计范式和传统的价值体系。

无论建筑被界定为城市里的哪一种类型，都不应该是单一功能类型，都应当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城市生态而非把自己隔离开来，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永远是公共建筑使命的基石。新校园行动发起以来，已经有超过40座学校完成改造，还有80多座处于不同的施工阶段阶段，超过一半的校园与社区建立起来更紧密、有机的联系，一座座“四四方方的盒子，接着单跑的走廊，透水砖拼花铺就的地面，喷泉、花坛整整齐齐，体育馆前摆一座雕塑或名人像”一去不复返了。12.5万深圳中小学幼学生，超过百万的深圳市民因此受益。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前瞻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校园及其管理。在未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当前正在建设的大量中小学是否具备未来转型或升级的潜力？这些学校是否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承载起更为多元的功能，并在新的使命下继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与探讨。或许，校园在未来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它还可以转化为商业中心、生产空间、文化场所，甚至是全龄化的公共资源，真正实现建筑融入城市生态的愿景。

参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