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人死于装逼？

老北京有个叫于德顺的流氓，日子过不下去做了掏粪工。他不甘心，他要凭拳头改变命运。他抢夺别人的粪道，不听他的，就揍人家，直到“教育”服了为止。

于德顺，一个曾经的地痞流氓，因其体型之大而被戏称为“于大肚子”。他的早年生涯，依靠小偷小摸和一些不光彩的勾当勉强维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微薄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膨胀的野心。他开始觊觎老北京城内的一块肥肉——四大“贱行霸业”。

老北京的生活离不开这四大行业：粪霸、水霸、碓霸、车霸，它们分别掌握着城内的粪便处理、井水供应、米粮加工和交通运输。这些听起来低微的行业，实则掌控着整个城市的日常生计，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部分。于德顺意识到，若能插手这些行业，将不再需要日复一日的小偷小摸。

然而，粪便处理和交通运输要求不仅仅是体力，还有一定的技术和资本。特别是成为车霸，需要有足够的资金租赁洋车，成本过高，投资回报率并不理想。控制井水虽然看起来利润丰厚，但是甜水井资源稀缺，早已被有势力的人士占据，于德顺作为一个小角色，自然不敢轻易挑战这些既定的势力。

在多番权衡之后，于德顺发现，掏粪行业似乎是最容易入手的。北京城缺乏现代化的下水道系统，每户人家都依赖旱厕，定期需要人来清理。无论贫富，每个人都有如厕的需要，这为掏粪业务提供了稳定的需求。更何况，收集的粪便不仅可以从城里的居民那里收费，还可以作为肥料卖给农村，为农田提供养分。这样一来，于德顺看到了一举两得的商机。

但是，当于德顺真正投身于这一行业时，他才发现，成为一名成功的粪霸并非易事。粪道主，即粪道的所有者，自清朝以来就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拥有固定的粪道，且这些粪道可以世袭、买卖、租赁和转让。到了民国时期，虽然许多封建旧制已被废除，但这些粪道主仍旧凭借家族的势力和传统的权利，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地盘。

于德顺很快意识到，他需要至少拥有一条自己的粪道才行。他首先盯上了那些只拥有一两条粪道的小东道主，利用威胁和暴力，逐一将这些零散的粪道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随着越来越多的粪道落入他的手中，于德顺开始组建自己的掏粪团队，粪业生意渐渐繁荣起来。他的策略是：先用小规模的霸占行为积累起初步的资金和资源，然后再利用这些资本和资源去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

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影响力后，于德顺不再满足于仅仅控制几条粪道，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东道主，通过更加精心策划的侵蚀行动，逐步侵吞了更多的粪道。这一系列行动使得他的财富和势力快速膨胀，最终控制了高达36条粪道，成为了老北京城里的粪霸，无人能敌。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寻求更长久的安全与利益，于德顺开始寻求与当权者的勾结。他通过各种手段接近并最终抱住了当时北京卫生局局长的大腿。这种官商勾结的方式，不仅为他提供了强有力的背书，还让他顺利当上了“北京粪业工会会长”，从一个街头流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名流，“土大款”转变为“于会长”。

在这个位置上，于德顺利用自己的权力无节制地搜刮财富，对下属进行严苛的控制和剥削。他支付给掏粪工的工资微薄得可怜，却要求他们完成繁重的工作量。对于那些试图反抗或离开的工人，他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手段进行“说服”。

于德顺对待“客户”的态度也极其粗暴。他所控制的粪道收费远高于市场，任何尝试抗议或寻找替代服务的住户都会遭到他的打手暴力回应。他甚至在卖给农户的粪肥中掺杂炉灰和沙子，以增加重量，从而进一步提高利润，对农户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

通过这些手段，于德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购置了北京城内超过100套房产和1500亩农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翁。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面貌急需一场彻底的市容市貌整顿。于德顺，这位曾经倚靠旧社会秩序在北京城内横行霸道的“粪霸”，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再次施展他那一套用暴力和欺诈手段来控制市场的老办法。然而，他很快就发现，新中国的政府与他过去所熟悉的民国政府大相径庭，新政府坚决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市场垄断和社会恶劣现象存在。

北京市公安部门经过缜密的调查，揭露了于德顺多年来的罪行：市场垄断、欺行霸市、谋财害命，以及他背后累积的数不尽的人命官司。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将于德顺逮捕归案，彻底终结了他对北京市民生活的恶劣影响。

1951年，经过公正的审判，于德顺被执行枪决，这个长期压迫北京老百姓、被视为“大坏蛋”、“大毒瘤”的人物终于被绳之以法。他的死亡不仅是对他个人罪行的惩罚，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充满压迫和不公的旧社会的彻底告别。

随着于德顺的倒台，他所领导的掏粪集团也随之瓦解。那个曾经让北京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粪霸”现象，如同浓雾中的恶魔，最终被新时代的阳光驱散，只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谈资中的一个旧时代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