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费孝通《乡土中国》成为高中生必读书?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荒诞。因为《乡土中国》一书，不论是在学术史上还是在内容上都颇有争议之处，而用来做今天中学生的必读书目更是不合适的。

我们先来说内容。我不否认这本书对于上世纪中国社会的卓越洞见，以及其深入浅出、优雅生动的行文。但可以说这本书的一些问题让它不太适合尚缺乏判断力的中学生。简而言之，此书可以归结成两个问题：

1. 一个抗战年间写成的书中所描述的乡土社会是否是对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理想描摹？
2. 这本书被用作必读书目，究竟是想传递社会学方法、让学生了解农村，还是去创造一个「作为本质的中国传统」？

就第一点来说，《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如「差序格局」这样的概念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中国人的标签。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个概念是对于过去中国乡土社会的准确描述，但「这个概念在今天的效度」是存疑的。首先是在时间尺度上：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明显的社会转型，而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礼物的流动》之中对于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研究，就展现了前三十年对于中国人际交往模式的深刻改变。而近四十年来的第二次社会转型对于中国人之人际交往模式的影响自然更大。这种变化之下，虽然不至让乡土中国中的论断完全过时，但也确实让某种「中国性的一贯性」论断变得不那么可靠。因此可以说：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独特的现代化历程，而作为这种现代化社会之中长大的孩子，却要在中学里学习「古代的乡土」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标尺、以至在自己的身上寻找什么可能已不存在的「乡土性」。这颇有一种让日本人在新渡户稻造之《武士道》或鲁思之《菊与刀》中学习「日本性」之感。而在空间上在，我对于《乡土》一书的批评，并不是要用城市居民的视角来强调「中国是一个城市社会」，以至于忽视了农村地区的生活境遇。不过，我们依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乡土中国成书之时，费孝通主要只考查了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村经济》）以及云南地区（《禄村农田》）。他并没有去考察华南地区的「宗族式乡村」与华北地区的「分裂小亲族乡村」（参考贺雪峰《南北中国》）。那么，简单地将这种「百年前对中国某个地区的乡村研究」强行推广到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甚至所谓「文明」之上，也许是不合理的。

其次，我们要去思考：高中生去学习《乡土中国》时，「我们」想教给他们什么？①是社会研究方法与社会学吗？（费孝通也确实存在八十年代写过《社会调查自白》，不过读时即可见得：整个前三十年社会学的空白期让费氏自陈的所谓「社会研究方法」有些落后于时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乡土中国》是一个讲课稿，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研究论文。因此，书中只是将一系列精辟而不包含论证的「观点」抛给读者。无疑，这无助于中小学生去学习社会调研的技巧。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是某种对于四十年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扎根理论描写」。而当学生读到书中突然跳出的「滕尼斯」与「涂尔干」这些世纪社会学家之名字的时候，恐怕会一脸茫然——毕竟费孝通在撰写讲课稿的时候并不是在给高中生写作。②那么，这本书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优秀描述吗？正如我上面所述：并不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这样的一个作品去承担它本不该完成的使命）。因此归根结底，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本书的教学目的其实是寻找「中国传统」，继而来确立一种「被发明出来的认同感」——我身上带着土气、同朋友追逐打闹的时候使用的是差序格局、在学校里老师对我们的管理是礼俗政治…..而高中生则不加批判地把这些当作所谓「文明的本质」——就算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我们依然是带着土气、轻视法治、追求熟人社会的文化：「乡土中国就是我们的根」。

我认为这样对于高中生的影响也许弊大于利。

至于费孝通本人，他的作品我读过六本：严格的质性调查研究《江村经济》（费孝通正是靠着这一本在西方学界曝得大名的）、《禄村农田》；作为讲课稿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还有他的晚年作品《社会调查自白》。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质性社会研究宗师，其文字之晓畅、观察之细腻、行文之明快，读其文字总有如沐春风之感，而段落之间也不乏洞见。但有时，我也禁不住会想：为什么费孝通在今天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仅是因为他太优秀了吗？

其实无非有两个原因——两个历史原因。

首先，费孝通实质上是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民国初年、美国教会学校的引界以及孙本人等学者的努力之下，中国最早有了社会学这个专业。而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系学生，费孝通等人正是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学者的指导之下，开始了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那一段时间也算得上是中国社会学百家争鸣的年代；左翼的社会学者正在展开对农村的土地调查（如《亩的差异》）；传统派诸如梁漱溟等人在发展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比较西化的费孝通等人也在学习芝加哥学派与英国人类学传统的经验做着质性研究。而在随后的历史变故之中，中国从五零年到八零年一度完全取消了社会学，这造成了大陆社会学传统的断代。以至于八十年代恢复社会学系的时候，学界几乎是把费孝通当作活化石请了出来。此时的中国社会学界无比需要一个有经验并且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宗师」来镇场子。于是，我们也就有了「作为学术明星和中国社会学代表的费孝通」。

至于为什么是费孝通呢？其实力自然不必说。但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晚期作品，也许会发现：他有一种极其优秀的政治敏感性。我想，这也许也是他被拣选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