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尔被提名为美国贸易代表，主张取消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对中美贸易有何影响？

贸易和移民这种川主席亲自抓的领域，川政府的技术官僚并没有多少个人意志发挥的空间，只能贯彻川主席最高指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个位置是莱特希泽还是他的幕僚，区别不大。

美国其实是有“闭关锁国”基因的。特朗普这套“对外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减税+小政府/去监管”其实是“自古以来”的纯正美国传统。

在集装箱革命大幅提升海运效率以前，闭关锁国搞工业化并不是死路一条。这种成功经验也让美国人多多少少产生了路径依赖。相较之下，其他成功的工业国，不管英国、德国，还是日本、中国，都没有这种在工业化时代的上百年时间里“初级产品—工业生产—消费市场”全流程内循环的历史。

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关税收入长期占到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进步运动（20世纪10年代）之前，关税收入长期占到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50%以上。大萧条期间，美国又搞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玩起高关税+贸易壁垒，引爆全球贸易战，成为二战爆发的经济根源之一。同期美国关税收入占联邦财政总收入也有15%左右。当代中国人熟悉的那个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是二战后才出现的。

从资源禀赋看，美国也有玩“内循环”的本钱。北美天府之国，地大物博，粮食、能源、矿产无所不有，今天的美国拥有全球第一的科技产业的同时，也仍然是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第一大粮食出口国（粮食产量则全球第二）。

历史上的美国，就是除了劳动力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缺。早在18世纪中叶、北美独立战争以前，美国（北美13州）就是世界上人均财富最多、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远高于欧洲（所以是欧洲人润美国而不是相反）。七年战争和北美独立战争时，北美13州士兵的平均身高就显著高于同文同种的英国士兵。

劳动力的短缺则倒逼技术进步。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是和英国并列的世界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中心——美国不只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领导者，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美国也是领导者之一。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斯蒂芬孙发明了火车，而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轮船，摩尔斯发明了摩尔斯电码（电报的技术基础），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开启了棉纺织业的革命）以及“标准化生产”和“可替换零件”的发明人。标准化生产对于工业革命的意义，在答主看来，是可以和蒸汽机的改良，相提并论的。“标准化生产”的体系，“可替换零件”的概念，是大规模工业化协作的核心要素，也是和前工业化时代作坊式生产的本质区别。并且，配合标准化生产的应用和推广，惠特尼还创建了制造业的成本会计制度和质量管控体系。

美式闭关锁国的另一个本钱就是体量足够大。铁路是英国发明的，但19世纪规模最宏大、技术最先进的铁路建设，却是在美国。并且，伴随着超大规模铁路网（以及电报网）的建设和运营，从两个方面，刺激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在美国的诞生。

首先，铁路的出现第一次使得债券融资拥有了稳定现金流的抵押标的，其资产可以用利率来估价，现金流的稳定性使得相应的有价证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溢价。——传统上的航海业则依靠股权融资，有很强的风投属性，流动性要差很多。

而美国的铁路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幅员辽阔，且相对较少有不稳定因素)。因此，美国的铁路债券，同时具有超高的流动性和相对低得多的风险，从而可以被广大非专业的普通人所接受，有很强大的群众基础。结果就是: 债权人极度分散，从而对企业经营的把控极弱(这些条件，欧洲工业国就不太具备)。相辅相成地，职业经理人走上了前台，资本的所有者和企业的经营者，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是划时代的历史变革。(相对应的，欧洲很多企业，直到今天，家族企业的色彩仍然非常浓厚，至少远比美国浓厚）

其次，超大规模的铁路网与电报网，以及后来贝尔发明的电话（也在19世纪的美国），空前提高了人们的通讯效率，也给人类带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超大网络和复杂系统。这个超大网络和复杂系统的运营管理，与传统中小企业的管理不同，必须要进行集中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基于这种现实需要，美国人探索出了管理铁路的组织方法及财务方法，在世界历史上首次设计了超大网络和复杂系统的科学管理方案。

铁路行业的示范效应——铁路是当年最大的科技行业，以铁路公司为样本的道琼斯运输业平均数是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即大家最熟悉的那个“道琼斯指数”）并列的，也为别的行业的企业管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层级化、职业经理人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企业体系开始奠基。

而在美国玩闭关锁国的同时，同期的英国又是另一种画风：

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林木生产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放牧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替我们种植茶叶，在东西印度扩大了我们的咖啡园、甘蔗和香料园；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菜园主。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都是分布在美国南方，而现在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去了。

这段英国经济学家史丹莱•杰温斯的话，是对“不列颠治世”经济体系的经典描述。同期的英国是“世界工厂”，但不是“世界农场”、“世界矿区”、“世界油田”，甚至不是“世界市场”。

英国的成功是高度依赖全球大循环的，以至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海军的打击重点就是英国的海运能力。英国玩不了内循环，当然德国也一样。日本也是这么一回事，二战前日本只是“穷逼帝国主义”，本土连饭都吃不饱，日本女人大量下南洋当妓女。二战后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没有欧美的技术转移和市场开放、海外廉价初级产品的供应，是绝对不可能的。直到今天，日本，以及产业结构类似的韩国、台湾，经济体系都是典型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从资源禀赋看，中国实际上是个超大号的英国、德国、日本，而不是太平洋西岸的美国。聪明勤劳、服从性强、组织度高的14亿人口，沿海即平原，人口密集区靠近暖水港，全球前四的内河航运水系占其三，高效强力的行政体系，这是集装箱时代世界工厂的天选之地。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产业链工业化国家，是深度参与全球大循环，充分利用海外消费市场和初级产品供应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经济一直是“双循环”，但不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而是“进出口—世界工厂”循环，和“房地产—基建狂魔”循环。

关于“房地产—基建狂魔”循环，详见：各地政府明明可以收税，为什么还要卖地赚钱？

中国和英国、德国、日本一样，是没有闭关锁国内循环的本钱的。注意，这里和赢学家所谓的“战争潜力”之类不是一个概念。

美国在上百年的闭关锁国内循环时代，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但英国、德国、日本，以及现在的中国，在同样的条件下，大概率就是不同程度的“芜菁之冬”。

未来如果有Pax Sinica（我是说如果），那也是更像Pax Britainica而非Pax Americ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