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是怎样分配的？

计划经济没有转移支付这一说。那时候全国上下一本账，年初计委召集各方大佬开个闭门会，把中央和地方当年收支算清楚，填好表格，盖章下发，各级政府负责执行就好，钱不够用就往上打报告，中央统一解决。

但是这种模式本质是吃大锅饭，地方对于干工作是没什么积极性的，干好了给国家，干不好中央给兜底，那还努力啥？

所以1978年改开以后，中央开始放权，让地方自己搞。当时的政策是财政包干制，年初给你定个指标，超额完成部分按比例上交，剩下的，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处置。

有了激励，地方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特别是沿海几个省份，依靠地理优势，加上海外老乡积极回国投资，很快就干的风生水起。

内陆省份日子过得也不错，当时的国企和银行都是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银行给国企打钱足够多，企业有了钱就扩大生产，地方GDP也就这么上去了。

唯一不爽的是中央政府，蛋糕就那么大，地方拿的多，中央手里就捉襟见肘了。

而改开刚开始百废待兴，铁路、公路、车站，水电气这些基础设施排队等上马，还有水利、救灾、国防，哪哪儿都得花钱，中央没钱只能去找地方政府打秋风，人家还躲着不愿意给，老子追着儿子借钱，也算是很魔幻了。所以当时领导人很不爽，经常感慨，手里没把米，小鸡都不来。

于是1994年，朱总理主导了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看起来是税务改革，实际是中央政府集权的改革，核心就是中央拿税收大头，财权集中管理，把事权下放给地方，说白了就是钱我拿，事你干，详细内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百度。

当时甩给地方政府的事权主要是公共事务，类似教育、行政、养老保险、桥梁公路、水电气等市政工程。这都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一样都不能马虎。可是这些东西光听名字就知道是吞金兽，留给地方政府那些税收肯定不够，缺的窟窿从哪儿补呢？

一种办法是老百姓那儿收，那些年地方政府充分发挥想象力，发明了很多税费和摊派，特别是对农村。农村是集体经济，农民不像城镇职工，理论上国家是没有兜底义务的，但是农民的教育、医疗又不能不管，这笔开支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农民身上收取。那些年各种税费，像三提五统什么的，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这个明显不是国家的初衷，所以后来中央发文件明令禁止。

然后就是土地财政。土地是重要生产要素，而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地方政府有支配权。对于常年缺钱的地方政府来说，这颗摇钱树肯定不能放过。所以土地出让金就成了地方政府收入的大头。

但是土地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城市可用土地本来就不多，卖一块少一块（理论上土地出让有年限，到期可以回收利用，不过也是几十年后的事了）。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财源，只能是打农村土地的主意，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损害农村利益不说，还侵占了一部分耕地。而且出让土地这事，属于典型的寅吃卯粮，没有可持续性，就跟中东挖石油，山西挖煤炭一样，总量固定，肉眼就能看到天花板，你挖了子孙们就没得挖。

偏偏这地方政府卖地上瘾，土地收入比重一路飙升，到后来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重常年在5%左右徘徊，要知道，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才15%。地方政府如果形成路径依赖，将来继任者无地可卖，地方经济可要断崖式下跌了。所以土地财政也不是长久之计。

还有个办法就是借债。早先地方政府和银行关系好，贷款就是左手倒右手的事，所以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从银行借贷搞建设属于常规操作。但是也正因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银行没啥风险意识，有领导条子，顺手就把贷款批了。这就导致政府项目搞砸后，经常会把银行也拖下水，储户取不出去钱就会上街溜达，最后还得中央出面兜底。

背了几次锅的中央实在受不了，为了防止地方政府管不住自己的小手，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出台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借债，从源头解决问题。

但是经济要发展，城市建设不能停，于是城投公司出场了。

城投公司理论上是独立法人，实际是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因为有政府背景，可以拿地方公共设施做抵押，所以借款非常容易。

这事实际就是地方政府曲线救国，用城投公司这个马甲变相借债。早先这个操作也没啥问题，城投公司比较规矩，贷款主要是救急。比如咱们常说的土地出让，这事没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地方政府收地以后没法直接用，还得拆迁、平整，通水通电，这些都需要启动大笔资金，需要通过城投公司融资后，把生地加工成熟地，具备条件后再卖给开发商，或者开发成旅游景点，后续持续产生收益后再还款，这种贷款一般没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很多城投公司放飞自我，负债经营后，把钱投进了一些不挣钱的项目，收益根本覆盖不了成本。沿海城市还好，经济发达，基础设施的投入很快就能回本。中西部城市就不行了，项目前期缺乏论证，只知道跟风，很多面子工程根本没法产生收益，投资打了水漂，城投公司的贷款也就成了坏账。

比如今年年初，贵州遵义路桥就被曝出有156亿的贷款还不上，大家都吃了一惊。更惊的是，后来发现全国加起来这部分隐形债务有60多万亿。财政部坐不住了，表态说城投公司的债中央不会管，谁的孩子谁抱走，国家不会给公司兜底，地方政府要自己擦屁股。

中央政府明确表示不负责，以后这城投公司想借钱就难了。

但是城市基建缺启动资金也是事实，中央也知道像公路桥梁这些基建工程，前期需要大笔启动资金，而地方政府手里的收入维持当地正常运转都费劲，更没有余粮搞发展了。

与其让地方政府弄些皮包公司胡搞瞎搞，还不如统一管控起来，所以2014年以后，中央又下文件，把地方政府借贷的口子打开了，不过也不是完全放开，只有基建这种后续能产生收益的项目才能贷款，而且得中央审批。言外之意，借钱搞建设可以，给公务员发工资不行。这种债务我们叫专项债，在美国有个专有名词叫市政债，也就是你得有项目才能贷款，不能空手套白狼。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专项债和城投债作用差不多，未来城投公司的债可能会慢慢和专项债合并，中央统一审核，地方操盘，慢慢消化。

基建可以举债，那跟民生相关的项目咋办呢？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短期都不会产生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举债将来肯定是烂账还不上，这部分就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了。

分税制以后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土地收入、社保基金、国企利润这几部分，而改革以后，中央收入能站到全部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而中央支出只占全部支出的15%左右，多出来的35%基本上都要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地方政府，主要应用于民生项目。

这个返还并不是雨露均沾，一般富裕省份给的少，或者干脆就不给，经济不发达，人口多的省份，那就多补贴一点。本质上是国家从富裕省份多收点钱补贴给穷省。

所以我们看今年的转移支付大头还是四川、河南、湖南这几个人口大省，而主要的费用也投在教育，养老、医疗这些基本保障上。

而且今年转移支付金额超过10万亿，创下历史新高。这个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部分省份经济下滑厉害，需要财政支持。另外一方面，投入社保也是为了让大家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毕竟疫情闹了这么一出，大家吓的不敢花钱，钱存在银行趴着不动，经济也就运行不起来了。

储蓄率太高这事原因有很多，不过主要是大家缺乏安全感，如果社保能跟上，大家不用担心养老和医疗问题，可能就把钱其出来消费了，对经济也是个刺激作用。给大家稳定预期这事，对提振消费来说是指标，比一个劲降低存款利率要有效的多，所以一部分转移支付的钱要补贴给社保。

除了中央拨款，还有一些非常规操作可以转移支付，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可以把西部地区农业用地指标变相卖给东部，价钱甚至可以达到房地产用地或者工业用地的价格水平，我在上一篇文章《从狂飙看土地制度变迁》里说过这事，这个其实也是东部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像这种用市场的方式实现财富转移，也是未来共同富裕的一个大趋势。

有小伙伴可能要问了，富人补贴穷人，这个算不算劫富济贫？是不是不太公平？

表面上看，好像是东部在义务帮助西部，其实抛开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不说，东部能够发展少不了西部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拿出点钱来补贴西部义不容辞。

比如沿海能够发达靠的是外贸和加工业，而我们的产品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便宜的劳动力，也就是咱们常说人口红利。

这些农民工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内部这些人口大省，农民工拿着极低的工资在发达地区打工，创造的受益都归了当地，甚至连社保都不用管。等这些人四五十岁干不动，回村里养老，那时候动用的可是老家的社保基金，相当于东部免费用了劳力，而把福利负担甩给西部，你说这补偿一点是不是合情合理？

还有些边疆省份，主要任务是国防，干的都是幕后工作，但有他们的奉献才有安定团结，后方稳固前方才能安心发展，这个从GDP上看不出来，但是中央心里有一本账。

还有类似山西这种煤炭大省，这么多年给国家贡献了多少能源？自己可是落了一身病，地底都被挖空了，环境也污染的不成样子。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国家现在主要能源还是煤炭，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一半还多，也正是有山西的付出，发达地区工业用电和民用电才有保障，基础设施扎实经济才能腾飞。你说像山西这种老黄牛，是不是也该在功劳簿上记上一笔？

还有个事之前不怎么提，我们国家的汇率一直被低估，这是刻意为之，目的是为了保护沿海的外贸企业，毕竟低汇率相当于拉低成本，成本低了产品在国际上才有竞争优势。但是维持低汇率要付出代价，国家需要不断的印发人民币对冲这部分因为外贸盈余进来的美元，货币超发这个通胀的代价可是全国人民承担了。相当于用全国的力量补贴沿海的出口企业，你说这笔帐是不是也得算一算？

所以发达地区的成绩是全国支援出来的，咱们讨论各省的成绩也得放在全国这个大环境下说，广东如果没有后方的支援，最多也就是个亚洲四小虎的水平，站在风口看起来欣欣向荣，等人口红利耗尽，产业已转移马上就会打回原形，这点可以参考98年金融危机那几个东南亚国家的惨样。

而且没有后方支援，那就只能是给美国当小弟，需要堵抢眼的时候你上，人家吃肉的时候，能不能给你块骨头还得看心情。像日韩，跟着老大混了这么多年，钱倒是没少挣，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还是个拎包的角色，老大一发飙就跪了。

也只有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依靠地理纵深，齐全的产业门类，统一大市场，说话才有底气，个体的存在才能更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富起来那部分人是踩了别人的肩膀，拿出来财富回馈大家也算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责无旁贷。

当然了，我们的目标是要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共同富裕，光靠中央转移支付也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中央统筹容易让一些地方养成等、靠、要的习惯。看过电影《私人定制》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老乡找领导走后门，目的就是为了保留贫困县的帽子，有这个证书国家就会包养，各种补贴可能比你努力工作还要挣得多。这就是转移支付的副产品之一，大家都倾向于哭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可能有的地方就会把精力主要放在哭上，反而没了自我奋斗的动力。

而且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差距的原因，中央转移支付的费用，有一部分还会流向富省，比如山西拿了教育补贴，花一大笔钱培养出大学生，可能有一大部分都跑发达地区了，相当于转移支付的钱绕了一圈回到原点。

老人拿了养老金，可能去大城市跟儿子住，或者把养老金和工资拿出来给儿子付了房子首付，这钱变相给大城市发展做了贡献。

还有医保的支出，老百姓在北京的医院看了病，费用却拿回当地报销，是不是山西的医保给北京贡献了GDP？

这就有点像借钱给穷人，他不会挣钱，四处买买买以后，钱最后还是流向富人的口袋。

所以如果只靠中央强制转移，发达地区有虹吸效应，迟早会把高端人口和财富都吸引过去，这个转移的效率就要打个折扣。

未来的解决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 既然由头是中央和地方权责不匹配，解决办法肯定是往平衡的方向走，适当给地方下放权力，调动积极性。

我们国家这两年一直在酝酿税费改革，核心就是用所得税和财产税这种直接税，慢慢替换现在以交易税费为主的间接税，相应的税费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分配，多向地方倾斜，地方政府手里有稳定收入，也可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发展，这也是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一种手段。

至于有小伙伴担心的“一放就乱“，大概率不会再出现。乱的本质上还是市场化程度不够，各地都有自己的门道，所以有钱就开始瞎折腾。如果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家共用一个规则，捞偏门的空间就没了，大家按照市场规律行事，没准也能各自找到突破。

此外中央可能会回收一些事权，比如社保和教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社保和教育都是国家统一负担，这是消除地方差异的根本，这两事如果全国统一，至少能减少人口往大城市聚集的趋势，落后地区留住人才，才有发展的希望。

统一社保和大市场相当于是底座，在这个底座上提供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在这个基础上给地方政府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大家各自发掘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市场完成转移支付，应该能达到一个效率和公平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