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最新视频《从改名换姓的爱新觉罗们谈谈憎恨与是非》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问题在于弄错了时代的环境。理解他想说什么的人现在已经不上网了。

有很多人提到，赛里斯的目田主义者有一种举世罕见的保守性，具体表现就是对“歌名”这两个字敏感得异乎寻常，辛亥也要反，法革也要反，哪怕在现在的英美都很难找到这么保守的知识分子。

其实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当代思想/学术史，就会明白这种现象的成因非常简单：改开以后诞生的目田派，也就是如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些人，直接形成于对那场近代史上最为激进的歌名——那场持续十年的运动的揭批。那十年是他们童年/青年/中年时期最大的精神创伤，是一个时代的PTSD。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从各种别出心裁的角度反思那十年，登峰造极就是那部大名鼎鼎的电视片——《河伤》。当然，众所周知，那十年的百花齐放后来被强行中断了。但也正是因此，让很多本应在那个年代解决的争端遗留到了现在。而很多那个年代的人也是意犹未尽，所以选择在2020年代继续活在1980年代。

对几乎所有经历过60-80年代的赛里斯知识分子来说，那十年都是他们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基本参照物，对那十年的个人体验、思考和理解构成他们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如果你理解不了那批知识分子里很多人的奇怪想法（比如汪芳女士这样的人为什么如此钟爱“极佐”这个词），你就往那十年影响的方向去猜，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因此，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怎么讨论，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坚决不能允许那十年的梦魇从头再来，一切可能导致他们想到那十年的事物——不分前后左右——都必须被消灭在萌芽状态。所以一个很出乎当代人想当然的事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某些立场上反而格外保守，由此诞生了“告别歌名”“人道主义优先于德谟克拉西”之类当代人不看时代背景就很难理解的理论。如今的人对激进运动已经没有任何经验概念了，所以整天念叨“大烟花”。但对经历过那十年的人来说，一听到“群众的力量”，他们只会想到抽到头上的铜头皮带。

所以像罗翔这种深受老一辈赛里斯知识分子影响的目田人来说，觉得他有什么深刻阴谋完全是想多了。他单纯就是看到“歌名”两个字，就开始犯PTSD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