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为什么能让女性接受,而不让她们反抗?
我曾经读过一本妇女史著作《闺塾师》,这本书恰恰分享了一个和常识不太一样的观点
父权制,如果没有妇女的接受和维护不可能持续这么久。
通读下来,可以总结为,明末清初的上层妇女,因为在父权制中获得了好处,而维护这个制度。同时,这个制度也给了上层妇女部分自由,
当然作者高彦颐的研究对象不是全体妇女,只是江南富裕地区,上层社会的有文化妇女,甚至她们的文化还要超过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个小群体
她发现,这一部分妇女享有很大的自由,恪守“三从”使她们成为精英集团的一份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随丈夫旅行,出版诗集甚至自谋职业。其中“闺塾师”就是最典型的一种职业。
所以对她们来说,并没有感到自己是被压迫的,她们在儒家男女有别的体制下,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首先,明末清初既是乱世、也是商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乱世意味着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到男女的社会分工。
在稳定的盛世,有追求的男人大多是读书考功名,女人是嫁人后操持家务。而在乱世下,一些文人对社会感到失望,更多的在家中享受生活,还有一些则投入了反清的活动,生活颠沛流离。
有的人无法养活妻儿,妻子要自己外出谋生。闺塾师就是靠外出教书的一类女性。她们通常到高官家里,教其女儿甚至是小妾读书。
闺塾师是流动的,不会固定在一个大户人家一直教书。
为什么小妾还要读书?难道这些大户人家都是女权主义者,要男女平等么?显然不是,她们的才艺只是被售卖的商品,通过教育来提升商品价值。我们熟悉的戏剧家李渔还专门在书里介绍怎么调教小妾
其次,在江南地区,累世的积累财富,书籍出版业发达。当时有官刻、私刻、方刻三种出书的方式。
一些文人家庭的私藏书都赶上现在的图书馆了。因为男人要考科举、外出做官,幼童的启蒙老师是他们的母亲。所以上层社会对妇女读书是不反感甚至很鼓励的。
一个家庭会培养女孩读书、有的女孩跟着父亲、爷爷从小还受到了科学方面的教育。
而上层社会这个关键词就限定了谁可以读书?只有家里有钱、或者是世代官宦的人家才可以。这些家庭的妇女嫁的也是同等阶层,她不用自己操持缝补织布这些劳动,她可以读书、作诗、教小孩读书、管理奴仆和家里的财务。
她们随丈夫上任,可以在外面旅游,她们还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建立诗社,让男性帮自己出诗集。地方志也会记载,把才女贤媛的事迹记录成书。
如果不是上层社会,是农妇织女、是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的,她们也没有那么多闲暇可以读书作诗
在这个大背景下,因为女性读书的比例高、水平高,导致在婚姻上出现两种特殊情况。
一个是伙伴式婚姻,这个听起来很超前哈。就是男女不再是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生孩子照料丈夫。而是两个人各有个的追求,也可以一起谈论文学。
伙伴式婚姻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李清照赵明诚夫妇。
另一个是乌鸦与彩凤婚姻,这个词 听着有点像美女与野兽。丈夫是乌鸦,他的才名比妻子差很多。
通过这些描述,让我们感觉到,这一批女性的生活并不是在 “三从四德”的框架下,整天那么压抑,其中是有很大的灵活性和空间的。
而且,三从这个词也有很大的误解。这里的从不是服从丈夫具体的指令,不是听话这个意思。而是指女性的阶层、行为标准和父兄的阶层看齐。
你是一个士人家的女儿就要有士人家小姐的样子。也可以享受对应的特权和自由。所以这样一群女性并不会因为受教育多了,就认为什么男女平等、女性可以追求更广阔的社会角色。
她们只是理所当然的享受对应的权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也是维护儒家伦理和父权的。
就好像《知否》和《红楼梦》里的那些小姐太太的生活一样。
甚至书里还特别介绍了三寸金莲,是上流社会女性特权和社交的一种体现和媒介。不是每个女人都反抗金莲,只有不用劳动的富家小姐才可以缠金莲。
你可以长的丑,那是先天的,但是缠足是后天可以用自律和努力来改变的。而且绣鞋也是社交礼物。甚至柳如是她上面穿的是男人的袍子,但下面的金莲要特意露出来。
关于三寸金莲的意义,还有另外一本书《缠足》专门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