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雪母会同意八幡的提亲呢(纯动画党)？

这里补充一下不相关知识，其实雪乃他爸年轻时的千叶政界是相当混沌恶的。连续两年的贿选被捕人数日本第一、巨额受贿事件接连不断，不时还有黑社会公然介入选举之中，以至于1980年代的千叶收获了「金权王国」的美名。

当时一名千叶县议员（也是雪乃他爸的职业）说：

即使是警察也很清楚，如果真的取缔所有的贿选和款待，千叶县下几乎所有的町政府、农协、市町村议会都会停止运作。

1979年10月的大选之中，因千叶2区的自民党候选人宇野亨让助选员派发贿选费用，警方逮捕1030人，创下当时的历史最高记录。1980年六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在千叶1区最高票当选的自民党候选人泰道三八，因为动员自己公司的员工集体参与贿选，导致130人被捕——顺带一提，雪乃家所在的选区可能就是千叶1区。再加上宇野、泰道以外其他候选人的贿选行动，千叶县1979、1980年因贿选而被捕的人数都是日本全国第一。

就在1980年6月大选前的三个月，千叶3区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浜田幸一，因1972年在拉斯维加斯赌输4亿5千万日元而让资本家小佐野贤治代为偿还之事为社会所知，被迫辞职；1981年1月，时任千叶县知事的川上紀一爆发「五千万日元备忘录事件」，即他在竞选知事时，与名为深石铁夫的不动产公司掮客签订了「接受5千万日元政治献金，当选后给予该公司好处」的备忘录。此事暴露出来以后，千叶政界动荡不断，最终川上知事被迫辞职。然而在那之后，千叶县的自民党组织依然在激烈的内斗之中，直到知事补选的那一天，他们也没能决定谁才是自民党的官方候选人。

正如政治学者高畠通敏所指出的一样，这些乱象与千叶本身的政经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战后受到资本主义高速开发洗礼的千叶县，经历了高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从1950年千叶市的川崎制铁引进计划开始，到1952年朝日土地兴业开始在浦安到富津一带填海造地，在京叶临海引进重化学工业；由此开始，千叶县迅速变身为工业县。沿海的渔业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川崎制铁、东京电力、旭硝子、昭和电工、三井造船、久保田铁工、住友化学、丸善-三井石油化学联合企业的工厂、发电站与石油基地。1965年八幡（新日本）制铁进入千叶县，对千叶县的工业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也快速前行。1966年佐藤内阁决定在千叶的三里塚兴建成田机场；除此以外，各种各样的大型交通网也被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以千叶市为代表，住宅区日益密集，城市化也急剧发展，千叶县的人口在1950年～1980年之间，增加了2.2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由于人口迁入，每年新增人口达到近10万人。

在漫长的三十年之中，千叶县一直是日本资本主义高速开发的示范先行区。千叶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农村县、财政赤字县，却将人均国民收入从1955年的全国第24名上升到1982年的第9名，低保户的比例下降到关东地区最低。正如自民党在东京，通过与官僚、财团紧密合作而统筹规划了这段时间的全国资本主义大开发一样，千叶县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也是在自民党的主宰下进行，千叶自民党骄傲地将其视为自己的政绩。或许也正因如此，这段时间里，千叶县的执政权一直被自民党捏在手里。

然而，这种高速开发的示范区，却也暴露出了高速开发下的深厚黑暗面。松本清张的『深层海流』（尽管时间段更早）、小川国彦的『利权之海』，都描写了大财团快速开发千叶所产生的巨大利权，是如何让千叶政界深陷腐败与内斗的漩涡的。

千叶县政府与千叶县知事，作为推进当地开发和招商引资的当事人，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和巨大的审批权限。千叶县很早就设立了推进工业开发的企业厅，并以此为中心推进有计划的开发行政。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往日的伪满洲国被雄心勃勃的革新官僚所「大展宏图」一样，历任千叶县副知事也多是极其年轻、不过三四十岁的中央政府官僚，从他们所在的省厅，来到千叶县——也是与自民党的政治机器、与外来的财团合作——推进大型开发计划。

然而，千叶县的政争也因此而起。县政府与县议会的不同派系，与追求利益的财团不断发生矛盾：财团试图借助东京政治家的力量，与县内其他政治派系的力量来压制县政府，县政府则反过来利用东京的不同自民党派阀之争，来反制财团。县政府的官僚、财团、自民党不同派系都各怀鬼胎。结果这种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县政府内部不断爆发内乱，副知事背刺自己的知事，然后当选知事以后又被自己的副知事所背刺的现象不断循环发生。

1947年第一次千叶县知事选举之中，保守政党的川口为之助当选。然而1950年12月川口辞职，于是农林省官僚柴田等趁着保守政党因川口后继候选人而分裂的机会，得到社会党的支持而当选。不过毕竟保守政党才是掌握产业开发的执政党，所以他很快倒向了自民党。然而，他因为在填海造地的利权问题上得罪了千叶自民党的领袖川岛正次郎，结果川岛等人另外拥立候选人，导致柴田落选。

而新知事加納久朗的副知事，正是逼柴田辞职的友納武人——他也是柴田的副知事。加纳死后，友纳成为新一任知事，他大肆推进亲财团的开发计划，以至于被称为「开发之神」。然而，由于他太过接近福田派的菅野仪作，导致他又得罪了敌对派系的川岛正次郎、水田三喜男，他们联合起来拥戴友纳的副知事川上纪一参选，结果川上当选为新知事。或许是为了报仇，菅野派反过来举报川上的「五千万元备忘录事件」，导致川上不得不辞职。

正如我们所见的一样，各派系为了争夺拥有巨大油水的千叶县知事之职，已经争得头破血流，而千叶县内部的政争又与东京的政争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激烈的竞争，自然使得各派在争夺千叶县大小议员位置时，使出了贿选的手段。

另一方面，快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填海造地本身就有着自己的危害：各种破坏自然环境的公害问题爆发，另一方面千叶县传统的农村社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分崩离析。很多渔民惑于一时的补偿金，放弃了从事渔业的生活，结果大建豪宅、大逛夜总会、在料亭大吃大喝，很快用光了巨款，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根据1969年千叶大学教育学部调查团的调查，从1954年到1969年，支付给渔民的各种补偿金总额达到500亿日元，但三成渔民已经花光了这笔钱。当地住民社会的颓废极其明显。

取代传统农民与渔民的，是大量流入千叶县的新市民，他们住在这里只是因为千叶离东京近。因而，他们也有「千叶都民」之称——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只是住在千叶县的东京都市民罢了。于是他们自然对千叶县本身的政治不甚在意，不在乎这里的巨额贪腐，又或者丑陋而炽烈的政争。

而真正从这种资本主义狂飙中获得好处的，首先就是因为各种财团填海造陆工程，以及遍布千叶县全境的港口、公路建设，而一夜暴富的地主与建设业者。上文的宇野、浜田都是这么起家的，而无数大大小小的宇野、浜田，也模仿着他们的先辈，在各地的地方议会、农地委员会、渔协会长选举中挥洒着大把的金钱，将金权选举贯彻到底。

比如，浜田幸一就是这样贪污的。1979年大选之中，浜田派因贿选而被捕的达到329人，然而最终还是浜田玩弄自民党政治家的烂熟套路，让自己的秘书承担了一切的刑事责任，自己继续担任议员。

在变乱频繁的千叶政界，很少有选区是可以被某个人或者他的亲戚所垄断的，然而浜田幸一做到了，而他的儿子至今还在他的那块地盘上面做议员。要做到浜田家独霸的秘密，除了细心做选民服务、勤混脸熟以外，当然还有黑道。

社会党市议员海宝康夫曾说：

「他到现在也不隐瞒自己是稻川组一员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他和稻川组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在拉斯韦加斯事件时，他也和稻川组组长一起出去赌博。他在千叶县内所拥有一部分势力，就是人们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而产生的『恐惧』，君津郡、市一带的本地选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害怕后患的『恐惧票』。」

在浜田幸一的选举地盘上，不断发生其他党派的候选人被黑社会（稻川组）所恐吓的事件。正如浜田幸一深植渔民、建设业者一样，在他选举地盘之一的木更津，也有为浜田幸一提供助选员的建设业者和港口公司，而它们都与稻川组关系不浅。

尽管浜田因拉斯维加斯事件而在1980年辞职，但由于他倾情的政治表演，他的支持者很快又原谅了他，让他在1983年大选中最高票当选。

上文所说的宇野亨，也让自己的叔子和弟弟组成「幕后竞选中心」，召集自己一派的市町村议员与地方领袖，组建大规模的贿选资金分配网络。警方判断，由于一人至少给2000元、受贿者多达11万人，他们光是直接花在贿选上的钱就高达两亿数千万日元。再加上分发贿选费用的人员多达2000多人，还要给他们工资；乃至于各种送出去的毛巾等慰问品，以及选举事务所的费用，宇野阵营在这次选举中耗费了三亿八千万日元①。

一名在千叶2区的自民党县议员，当时对此评论道：

「宇野所做的事情，其实几乎所有的保守政党候选人都在做。如果当选线是六万票（宇野的得票约五万三千票），那么其两倍以上的十五万票×两千日元，也就是说，三亿日元左右，每个人都以某种形式发放了这么多的钱。所以直接用于选举的费用最少需要五亿日元左右（报纸上的评价是「七当五落」，即不花七亿日元的话就会落选）。实际上，我们认为发放金额高低的顺序和得票多少的顺序是一样的（当时宇野在七位候选人中排名第四，以最低票当选），宇野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分配方式非常愚蠢。

宇野根本就不相信后援会的干部。所以，他把小叔和亲弟弟当作责任人，直接参与到分钱的过程中，结果反而连自己也被牵连到违规的红线上面了。第二，在钱的分发方式上，他也认为：像以前一样把全家人的贿选费全部交给家里的父亲的效率很低，所以指示各家把钱分发给每一位选民。据说有老奶奶说她在洗澡，就会跑到浴室给她钱。所以才会被传得那么显眼。

所谓高明的做法，就是把心腹干部和秘书们分散开来，不做详细说明就把贿选费用交给各个地区的领袖，这样就能从日常生活中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另外，还会采取尽量不露骨的方法，比如动员村落里的妇女，以事务所的『帮手』为名，委婉地给来的人『交通费』。
……
总之，分发现金就和毒品一样，不可能发了一次就不发第二次了。其他派都开始分发了，就不能只有自己不发。愈演愈烈。

另一位自民党「选举通」也说：

「分发现金的时候，首先要在幕后助选的中坚力量之中指定特工队，从那里开始，不让上面的人受到牵连。另外，贿选的费用先分发公认费用的一半左右，然后观察反应。然后根据对方候选人的分发方式，继续加钱，或者根据地域增加金额，以投票日为最终日期，依次加钱。一般来说，准备的钱一次性发完后，就不会有人再来了。如何在暗示资金还有很多的同时，有效地使用最少资金，才是展现参谋能力的关键。」

另一位参与贿选的议员——泰道三八，则是泰道财阀家的太子爷，初入政坛时不过34岁。他宣传自己的年轻、清新，攻击其他候选人（比如宇野亨）的金权选举，最终成功变现人气，在1980年6月最高票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然而，泰道刚进入自民党，他的巨额贿选丑闻就暴露出来了。

负责支援泰道的新自由俱乐部千叶支部事务局长奥山泰弘指出，正因为泰道不像其他自民党议员那样，有那么多的助选员与地方桩脚，他才不得不动员自己公司的社员，一家一户地登门拜访，并对选民大肆进行贿选工作。

根据当时的报道，泰道派的助选员几乎是随手发放各种SS药业（泰道财阀下辖企业）生产的招牌药物、药箱与果汁给选民。有人说自己是「泰道派的助选员」，借了某户人家的电话，就放下了5000日元；还有人是接了某户人家的厕所，就给了1万日元。由于泰道三八在千叶1区竞选，这个选区以市区居多，他没办法直接像宇野那么乱来，于是泰道为了争夺当地选民后援会的支持，不惜以每人「30万到一百几十万日元」的价格，收买后援会的头目。泰道在1979年已经参选过一次，当时他落选了，事后他认为这是自家公司的社员不够努力，于是将某部长降为课长。1980年大选中，泰道更加让自己信任的社员组织了竞选中心的事务局与财政部，发动社员去进行竞选全体战。

奥山泰弘指出，光是1980年大选，泰道家就花了10亿日元来贿选和支付员工费用：

「其实直接用于贿选的金额还不到两亿日元，但为了拉拢县议员和后援会领袖的宴会费和礼品费也很大，另外，还有作为市区新人候选人『空战费』——宣传贴纸、海报，等等。广告牌等的宣传费，去制作、派发根据选民名册而分发的『拜托信，他们的费用都是巨大的。泰道的企业每天都要动员三辆巴士（一百五十人左右），假设要支付这样的人工费，那是很困难的。另外，决定参加选举后，选区内的婚丧嫁娶的应酬费用也很大。」

其实，千叶本来就有贿选的悠久不良传统。作为千叶自民党大老的县议员吉原铁治，就说「媒体都说『金权千叶』，但选举的时候分发五十钱、一日元是战前就有的事，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而千叶出身的自民党领袖川岛正次郎1924年第一次在千叶竞选时，就一家一户地分发1円——当时的1円，起码相当于今天的100多元人民币。

在宇野亨进行贿选的核心地域——八日市场市，也有一些反贿选的市民运动。参与这种运动的綿貫智枝子如此精确地描述了当地的结构：

「每次选举的时候，各个村落都有专门负责分发贿选钱财的人……一般干这个的都是有头有面的老人。他们首先会拿着毛巾或鞋拔子之类的礼物来，你签名以后，他们就会以『去投票的费用』或路费的名义拿来现金。这里的人很讲义气，签了名、收了钱的人肯定会去投票，如果后来被其他派系逼着收了多一笔钱，就会把钱还给前一个给钱的人。相反，如果分发金钱的人因为觉得某某是其他派系，而不给他派钱的话，那个某某有时就会要求『不要将我排除在外』，主动请求拿钱。」

八日市场的社会党市议员伊藤武也说：

「市长和市议员选举的时候也会派钱，而且一票的金额会越来越多，从五千日元到一万日元——在这一带，所有的选举都是如此。在地方选举中，派完一次后，每个村落都有助选员把守，不让其他派的派钱人员进来，因为派钱员是谁，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人来了，大家就会跟在后面，阻止他派出现金。众议院选举时没办法做到那么彻底，所以效率很低。但是，给钱的最大效果，与其说是用它买票，不如说是保证让人去投票所。弃权的话马上就会被发现，事后会被追究责任。在我的村落里，青年团决定进行驱逐所有派钱员的运动，并派人看守，结果投票率比平时下降了很多。总之，只要让大家去投票所，实际上就不知道投了谁的票，这点大家都知道，但毕竟也没有其他人要求一定要给他投票，所以最后还是很有义气地，在选票上写下了给钱的人的名字。」

而这，就是1980年代的千叶县选举。

正题（？）

下面进入正题。如果简单地说原因，那就是因为雪乃正式继承家业以后，八幡极大概率也是成为她的议员秘书；而八幡显然也在他与雪乃相处的时间中，表现出了成为议员秘书的天分。

所谓议员秘书的工作，就是编写各种文件的原稿；为议员的议会质询做好准备；设计政策，起草提案，与政府交涉；应对前来陈情的客人与电话（考虑到雪之下家的基础很可能是建设业，这里不妨理解为：为千叶市建筑公司排忧解难）；负责募集和管理政治资金；对应记者采访；选举参谋（考验智谋的时候到了）等等。举个例子来说，议员秘书可能要专门负责调查町内会、自治会活动和婚丧嫁娶日程，并安排议员出席这些选区内的社区活动。

曾在宫城县志津川选区担任数十年县议员的高桥长伟，「当选为县议员后，在第一任、第二任议员任内，就让镇内小学校长、初中校长、高中PTA会长、渔协的工会会长，所有的『长』都为了『鼓励会』（即高桥的后援会）的成员。」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需要议员秘书的相当奔走与努力。不过，相信观众可以看出，这些其实对于男主并不是难事。

显而易见的前提是，雪乃他爸作为「地方的名士」，是自民党籍的县议员。一名曾受蔵前勝久采访的县议员曾经说：「县议员选举是政党选举，而且县议员会因为日常的陈情，与国会议员、各省厅产生关系。作为自民党，对自己是有利的。」

县议员的地位其实是比较微妙的，而千叶县作为各党派必争之地，就使得县议员的地位更为突出。自中选区时代以来，自民党众议员就有努力拉拢地方势力、构建地方支持基础的传统。一般来说，他们会尝试在自己的地盘上建立一座这样的金字塔，从最底下的选民后援会、社区领袖或者业界压力团体，到支持他的市町村议员、支持他的市议员，以至于到支持他的都道府县议员，一路向上。

并非选举的时候，理论上这座金字塔会逐层上报各级地方议员与选民后援会的请求，并通过众议院议员，对日本中央政府施压——如果最高层是县议员，则是向县政府施压。有选举的时候，众议院议员则由上而下地发动这座金字塔来动员选票。因此，县议员的承上启下地位特别重要。曾有一名宫城县的县议员如此强调：「4个区有10名自民党系的县议员。每个县议员都以获得1万票为目标而战的话，10人就能获得10万票。」

根据日本人的推测，雪乃家的住址可能是在千葉県千葉市美浜区打瀬１丁目２−２。果真如此的话，雪乃的父亲应该是千葉市美浜选区的县议员，而他负责支撑的，则是千叶1区的自民党议员。然而，千叶1区作为一个自民党与左翼在野党的拉锯选区，至今依然被左翼在野党的议员（田嶋要）所占据。乃至于千叶县知事，也是在野党的改革派知事。这样一来，雪乃他爸的地位就相当重要了。

而县议员很多时候并不比国会议员地位低。虽然县议员也是地方议员的一种，但他们其实比起一般的基层议员，更像是政党的国政议员。2021年7月的调查中，市议会中的自民党籍议员仅占13.5％，「最大势力」是控制56.3％议员的「无党籍」；在町议会、村议会之中，更只有1.2％的自民党议员，87.3％都是无党籍人士。这是因为很多时候，实际上所属于自民党的市町村议员，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地区有人代表、可以被政府照顾到，才成为那里的自民党系议员的；反之，如果不是自民党籍的话，自民党地方政府真的会卡当地的公共工程。而县议员的选区更大，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接触到的东京政界人物也更多，因而他们的基层性是弱于政党性的，普遍对自民党呈现出更强的忠诚意识。

对于自民党县议员来说，他们的视角是这样的：

「说『同属自民党，地方议员就应该听国会议员的』这种话的国会议员，什么都不懂。」

而且：

「国会议员只是在县议员和市、町、村议员的组织上进行选举罢了。」

县议员有时甚至会与国会议员争夺地方势力的主导权——尽管小选区制改革与党内公推权改革以后，一个地区的自民党金字塔更像是从某个国政议员的私产，变成了自民党的党产。一个2012年在甲信越地区当选的自民党议员说道：「即使在城市成立了后援会，也有可能被当时的政治风向所左右，但在乡村只要成立好后援会，就不会被风向所左右。」于是，他为建立后援会而奔走。然而，但是，同一选区的自民党县议员却对他怒吼道「你在我家院子里干什么！」。这位众议院议员说：「也有县议员认为『比自己政治经验浅的国会议员最好没有自己的后援会，在选举中保持弱势』。他们可能认为这样才能保持对我们国会议员的影响力。」

同为2012年当选，但是选区在九州的自民党议员也表示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援会，就会被县议员们瞧不起。要想压倒县议员，只能靠自己巩固后援会。5年是不够的，至少需要10年。」

这也还只是作为县议员而已。很多时候，县议员可以更进一步，成为当地县议会议长，乃至于自民党县连干事长，从而主宰当地的自民党。由此更上一层楼，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也很正常。

原作小说开始连载，是2011年3月，正好也是千叶县议会选举前一个月。不管是选举前，还是选举后，代表千葉市美浜选区的县议员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臼井正一。很巧的是，他也是世袭议员，是曾任防卫厅长官与法务大臣臼井日出男的儿子。

如今，臼井正一已经是参议院议员了……或许在某个时间线里，雪之下雪乃也已经成为了参议院议员的女儿，未来即将担负起雪之下家进军国政、成为真正地方政治豪族的使命。

①检察官如此描述宇野阵营的行为：

「各地区负责人在（昭和）五十四（1979）年7月末左右，聚集在后援会事务所。……席间，他们决定用毛巾和鞋垫来招募后援会员，并对招募到的人以交通费的名义，给予每人五千日元的报酬。另外，他们决定：对于记入会员名册——即投宇野一票的人，由于这次形势严峻，将上次贿选的一千日元提高到两千日元。另外，到处分发两千日元的人，按分发额的一成作为报酬。关于这些，被告人得到了宇野的同意。

七月底地区负责人集会所决定的选举运动，从八月中旬左右开始。地区负责人把各市町村的后援会长等干部们召集到一起，委托他们募集后援会员，并赠送了5000日元和毛巾、鞋等物品。之后，地区负责人在9月中旬到下旬之间，统计每个地区的后援会员数，直接向被告人或宇野报告，总计约有11万人。于是，被告人从同月二十九号左右开始，以这约十一万人为对象，给予或交付每人两千日元的报酬等共计两亿多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