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日本为人类做过什么贡献吗？

最大的贡献，就是证明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事实上是可行的。

昭和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成功，最进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日本人把日本拔高到了一个本不属于它的高度，以至于日本在相当程度上窃据了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代表性地位。

一个基本事实是，昭和时代的日本的大部分时期实际上是在和平环境下度过的，从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昭和时代处于战争状态下满打满算不过14年，而昭和时代起于1926年12月裕仁即位，终于1989年1月裕仁蹬腿，历时长达63年之久，和平时期才是昭和的大多数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讨论昭和的14年战争时期，显然是无助于理解昭和时期的完整情况的。

潘潘游戏和竹笋生活

战败之初，日本社会的境况毫无疑问是非常悲惨的，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

首先是极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刚战败时，日本军队被解散，日本的军工企业停业，这导致了军队人员和军工企业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日本军队超过720万人复员，超过400万人的军工企业从业人员失业，超过150万居住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日本侨民被驱赶回国，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工作，因此总体失业人口超过了1000万，以日本的人口规模而言，这个失业率是非常恐怖的。

其次是严重的饥荒问题，日本国内粮食供应在战争期间就已经事实崩溃，在接受波茨坦公告前一个月，粮食配给量已经从一天大米二合三勺缩减至大米二合一勺，这么一点粮食供应所提供的热量只有每人每天965卡，就算能够按时足量配给到位，也完全无法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而战败后来自海外的供应源断绝，每天连二合一勺都无法维持了，在1945年下半年，配给粮食中大米的比率大幅减少，增加了红薯和土豆，掺杂了荞麦，高粱乃至糠皮和豆渣。

到了1946年，连这种程度的供应都无法维持了，出现了配给中断乃至完全停止的情况，在1946年3月，日本依照当时的供应状况对所有库存粮食进行了统计，粮食库存情况堪称惨不忍睹，日本6大城市中，名古屋只能维持25.7天，东京只能维持5.5天，横滨12.7天，京都6.6天，大阪14天，神户8天。其它地区的情况也极为严重，其中札幌只能供应2.3天，小樽0.7天，函馆0.3天，室兰粮库已空，耗子都被吃完了。

粮食供应短缺最严重的时候，东京的库存曾经短缺超过20天，北海道最严重，短缺超过70天，当时估计，如果情况再这样下去，到了青黄不接的1946年4月-7月期间，日本将有超过1000万人饿死。

而粮食生产情况则越来越严重，1945年由于化肥，农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再加上当年气候寒冷和美军的战略轰炸，日本的粮食收获量降低到了19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1945年秋收获稻米587万吨，只达到了预定征购量的77.5%，不足战前的三分之二，而由于大量海外人员归国，粮食需求增加，一增一减之下，粮食供应更加紧张。

再就是通货膨胀问题，战败后，日本给国内企业发放了临时军事补偿费，向复员军队和家属支付了复员费用，到了11月末，为了防止停工的军需企业破产又大量增加贷款，货币供应急剧增加，战后日本又失去经济监管权，物价管理和配给制都趋于瓦解，于是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到了1946年，东京物价比1945年涨了514.6%，市场上的货币存留量达到了战前标准的20倍，到了1949年，日本的总体物价水平已经超过了战前的243倍。

与货币供应的飙升相对应的，是生产力的下降，1946年，日本的工矿业生产下落至战前的不到三分之一，生铁产量从1942年的426万吨下降到1946年的20万吨，粗钢从1943年的765万吨下降到1946年的56万吨，棉纱从1937年的72万吨下降到1945年的23000吨，煤炭从1941年的5647万吨下降到1946年的2038万吨。

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崩溃下，日本的社会生活基本瓦解，儿童和青少年普遍营养不良，居民不得不依靠黑市，乞讨和卖淫求生，尤其是向驻扎日本的美军士兵乞讨和卖淫，成了许多老一辈日本居民的集体记忆，在那个年代，死了男人的日本婆娘要想养活遗孤，和美军士兵做皮肉生意几乎是必为之事，说是当代日本人祖上家家户户都是娼妓并不过分。

当时日本小孩玩一种游戏，叫潘潘游戏，潘潘指的是专门和美军士兵做皮肉生意的站街女的绰号，潘潘游戏就是帮家里做妓女的女性拉客，当时日本小孩往往都会两句英语，一句是“你想见见我的姐姐吗？”另一句是“我要巧克力。”前者用来拉客，后者用来乞讨。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称当时的生活是竹笋生活，意思是当时的人为了生存下去，把自己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东西都拿来出售，财产和尊严就像竹笋一样被一层层剥开。

惨吗？确实惨，但并没有惨太久。

起于独走

日本经济重建的时间非常早，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问题，1947年，时任首相吉田茂以蓄意拖延组阁这种摆烂的方式的方式要挟美军占领当局，迫使麦克阿瑟承诺“只要我还是占领军司令，就不会让一个日本人饿死”，随后麦克阿瑟兑现了承诺，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为日本换来了价值不低于15亿美元的粮食贷款，并调拨美军军粮缓解饥荒问题。

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日本设立复兴金融公库，在全国范围内集中一切资源投入煤炭业的重建，提供给煤炭行业的贷款一度超过全国所有价格补贴金的44%，而随着煤炭产业的复兴，围绕煤炭产业运转的钢铁，化工也迅速运转了起来，昭和日本抓住了主要矛盾，迅速走上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道路。

昭和日本的经济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在1950年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只占资本主义国家的1.5%，到了1973年，已经达到10%，从1956年——1973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到了昭和时代结束的1989年，日本GDP已经达到了3.05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5.1%，人均GDP的是24813美元，在世界排名第7位。

我们今日对日本昭和时期经济成果是抱着一种极度复杂的心态去看待的，这种复杂心态实际上就是看着仇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而自己还原地踏步乃至不如以前造成的，也得亏这些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巨大，日本反而开始原地踏步乃至稳步倒退了，中国社会看待日本经济成果的心态才逐渐平稳下来。

但要注意的是，我们当前对日本昭和时期的经济建设成果的看法中依然有大量过于主观的因素，这其中，例如过度拔高把美国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尤以刻意把战时和战后日本分割开来为甚，持有这种看法，本质上是说服自己日本战后的经济成果与战争时期所犯罪恶没有关联，以此寻求心理安慰，毕竟如果知道杀人放火者系上了金腰带，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另外在田中角荣访华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搞外交首先要人家喜欢你”这一思想的荼毒下，官方宣传口径也对战时和战后日本做了刻意切割，乃至于罔顾事实，发明出了“犯下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日本军阀，绝大多数日本人民还是好的，日本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这种宅左式的荒唐言论，全然不顾日本最大的军阀在皇居中高枕无忧，未受任何清算并且一直活到了1989年，享尽了荣华富贵才寿终正寝的基本事实，这造成中国社会的对日观感出现了严重偏差，为神友的出现打好了现实基础。

这种与实事求是背道而驰的态度，是今日中国社会许多危机和丑恶现象的直接思想根源。

事实是，战后取得巨大经济成果的日本，就是战时那个让中国人民几乎流尽鲜血的日本，二者前后一体，上下承接，日本的战后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和改良版，美国只是出于对日本解除武装的目的才对该体制动了一点有限的手术，战时日本不仅活到了战后，还活的很好。

这一点就连日本人和美国人都不做避讳，日本学界将日本战后的经济体制称之为“1940年体制”，而美国学者查莫斯·约翰逊在其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更是直言不讳“日本产业政策史上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创造战后奇迹的领导者们，正是那些早在20年代后期就提出产业政策，经过三四十年代后再付诸实施的人！”

日本经济体制，始于1929年日本经济危机，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日本内部兴起了统制派经济思潮，这一思潮鼓吹日本放弃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建立垄断组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量，而最早付诸实施的不是别人，正是昭和男儿，独走军部的代表性人物，在日本有“经济将校”之称的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认为美日终有一战，而当时视角下的现代战争是建立在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下的总体战，日本必须为了应对这种战争对国家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造。石原莞尔从关东军调回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后，与宫崎正义一起组建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开始着手研究如何让日本的经济体制更加适应总体战，并初步提出了“实施统制经济政策时，应灵活运用附属于统制官厅的咨询委员会，同时提高统制官僚的能力，对实业进行指导。”的指导原则。

随后日本开始在伪满对石原莞尔的学术成果进行试验，关东军邀请工商省，大藏省的经济官僚到伪满进行统制经济改革的初步尝试，并出台了《国家总动员法》《重大产业统制法》《临时资金调整法》等法律形式的制度成果，这批经济官僚时称革新官僚，比较有名的包括工商省官僚椎名悦三郎，美浓部洋次，大藏省官僚毛利英于兔，岸信介。

这批人后来大多回到国内，对日本国内经济体制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美浓部洋次，毛利英于兔，这二人后来成为了战时日本经济总部企划院的核心人物，而岸信介后来直接成为工商省的二把手，这位安倍晋三的外公在战后更是以甲级战犯的身份成为日本首相。

石原莞尔的体制试验成果未能在日本国内进行有效推广，当时日本内部的官僚，军部和企业界皆激烈反对其统制经济路线，一方面石原莞尔的改革成果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尤其是要求让国内企业将重点放在产能而非利润上，这比触动他们的灵魂还艰难，另一方面，石原莞尔培养出来的经济官僚群体在结构高度固化的日本政府内自成一派，难以节制，这对于把持日本政府的老门阀们来说难以容忍，石原莞尔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没有获得任何正式授权，本质上依然是一次昭和参谋最标志性的独走。

而万分讽刺的是，日后真正为石原莞尔的统制经济思想扫清障碍的，恰恰是石原莞尔为了对付而不惜顶着巨大压力推行统制经济的敌人——美军。

旧瓶装旧酒

虽然统制经济路线未能被全盘采纳，但其中不少制度成果依然在战争局势的压力下被部分采用，1937年10月，日本成立企划院，这成为了日本战时事实上的经济总部，企划院一直试图对日本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尤其是通过把资本和经营进行分离，使企业从利润导向变为产量导向，但遭到日本国内财阀的反抗，1941年，日本爆发企划院事件，这标志着经济官僚在与日本财阀争夺经济主导权的过程中失败。

但这种失败并不彻底，经济官僚们开始曲线救国，对财阀妥协，例如成立了统制会，邀请日本财阀加入其中，加强对全国生产的管理协调能力，在岸信介的极力主导下，工商省增设了公务官， 并在企业在派驻监理，协助统制会加强对企业生产的管理，日本实体企业形成企划院——统制会的二元管理结构。

1941年，兴业银行牵头，10家银行跟进，成立了共同融资时局团，1942年，日本政府成立全国金融统制会，日本金融企业形成共同融资时局团——全国金融统制会的二元管理结构。除了实业和金融外，在其他领域，类似的二元管理结构控制下的统制经济体制也稳步成型，这种结构成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关键制度保障，虽然并不彻底。

战后，美军开始主导对日本政府进行“整肃”但这样的整肃基本上只局限于对军部和内务省的改造，而日本的其它政府部门完好无损的被保留下来，被美军开除公职的21万公务人员中，只有2千人是文职官僚，其他人全是军官，日本的官僚系统平滑过渡到了战后，有些部门几乎毫无变动，例如大藏省，只被开除了9人。

这样一来，日本的经济官僚和经济体制被原封不动保存下来，并继续主导日本的行政工作，例如战时在大藏省和铁路省担任课局级干部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战后直接担任大藏省和运输省二把手，后来干脆成为首相，。

而美军为了解除日本武装，开始对日本财阀进行大力清洗，这在事实上消灭了实行统制经济的最大障碍，首先是消灭财阀对企业的控制，实行经济民主化，成立了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开始血洗日本财阀，将全国股份制企业全部股份的42%，超过1.5亿股股票进行了全面处理，1947年的大清洗更是直接清理了超过1535人的财阀及胁从分子，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古河五大日本传统财阀基本解体，其中三菱财阀综合商社三菱商事解体为130多家公司，三井财阀综合商社三井物产被解体成了220多家公司。

随后制定了日本历史上极其有名的《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和《反私人垄断法》，以立法形式消除了财阀对日本经济进程的干预，尤其是执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路线，事实上正中石原莞尔路线下怀，企业的经营者而非所有者在掌握了日本产业的主导权后，开始与经济官僚密切合作，而再也没有了财阀阻拦的经济官僚们，终于开始放开手脚在全国推行统制经济路线。

这直接表现在日本战后的政权结构上，例如战前在外务省当差的吉田茂，在战后成为了首相，他本人极其痴迷于经济问题，并且非常推崇经济官僚们的统制经济路线，1949年的第24次日本普选中，吉田茂推选了42名战时经济官僚担任议员，其中就包括后来陆续担任首相的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和岸信介，这确保了石原莞尔式统制经济路线在战后日本的政策稳定性可以长期延续。

石原莞尔式统制经济路线的核心特征如下

1. 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而非直接金融为主，也就是企业的融资活动围绕银行进行，而非自己发行债券实施融资。

2. 税收体系以直接税而非间接税为主。

3. 经济官僚制定产业政策，企业着手实施。

4. 财政收支高度中央集权化。

5.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6. 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收入分配体系，劳资双方协调而非对抗的企业内工会，承包式制造为代表的日式特色企业制度。

7. 削弱地主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制度在战时就已经局部出现，只是没有全面推广，例如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在1940年就已经出现，当时日本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增加生产成为要务，财阀的利润需求被迫靠边站，大批经营者开始主导日本的经济进程，这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初步分离。

同时由于大批青壮年被征入军队，劳动力供应不足，企业为了稳定现有劳动力，开始推出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而战争时期经济的日益惨淡，又迫使日本民众倾向于将资产储蓄于信用较好的国立金融机构，这让国家控制了资金的流向，为战后的财政中央集权化打下了基础，而企业在民间经济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只能委托银行代为融资，这又促使了间接金融体制的形成，战时推行的《借宅法》《借地法》《粮食管理法》则为战后削弱地主权力提供了法律蓝本，因为这一切都差不多是在1940年前后完成，尤其是1938年《军需工业动员法》实施后，财阀开始逐步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力，也因此日本经济体制就被称为1940年体制。

一言以蔽之，战争是统制经济的催化剂，助产士和保姆，可以说，日本是在美军的刺刀下，打通了石原莞尔设计的统制经济路线的最后一公里，如果说独走分子石原莞尔代表了昭和的话，那么战后日本比战时日本要昭和的更彻底，更纯粹，从经济和体制角度来看，二战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结束。

帝国的遗产

有了良好的经济体制，还需要充足的工业基础，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日本什么都缺，惟独不缺这个。

战后日本惨归惨，但家底其实相当不少，船舶虽然大部分损毁，但港口设施和造船厂损失不大，重工业因美军的战略轰炸损失严重，但战时需求促进了巨额设备投资，因此战败后日本的重工业产能反而超过战前，例如钢铁生产设备产能，昭和12年（1937年）产能仅仅300万吨，战时达到660万吨，战败后保存下来560万吨，机床产能在1937年是2.2万台，战时一度超过6万台，战后保存下来5.4万台，按照当时的统计，重化工，钢铁和水力发电能力基本保持在偷袭珍珠港时的水平。

战争时期，各大财阀大幅增加了对重化学工业的投资，三井财阀3.25亿日元，三菱财阀2.52亿日元，住友财阀1.57亿，这些投资所扩大的产能也大体上维持到了战后，这成了战后日本经济结构向重化工大力倾斜的关键因素。

战后除了一部分专门生产武器的设备遭到拆解外，大部分常规工业设备都被保存下来，残存的军用设施和军需物资也实现了民用化转移，被作为战争赔偿交付给战胜国的设备仅限于国营军工厂，而民间工业资产基本上被完好保存下来，进一步说，日本的工业基础没有遭到实质性的破坏，这成了战后日本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战后日本继承了战时的遗产，绝非从零开始。

有了设备，还需要人，正好大批日军复员，大批日侨归国，这些人吃苦耐劳，纪律严明，物质要求低，做事不怕脏累苦，受过教育，其中一些还有高等教育背景，这些昭和男儿是完美的产业牛马，而战时日本把最顶尖的人才都放在军事武器研发领域，这些人散布在全国的工业系统中，随着工业体系的民用化转型，这些人无缝过渡到战后经济体制中，造枪炮的人开始造零件，造军舰的人开始造商船，这些由技术精英和产业牛马组成的昭和男儿们各凭本事，或者创业，或者打工，在各行各业中谋事当差，成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骨干力量和核心资源，其中的很多人缔造了后世如雷贯耳的日本企业厂牌，成为了后世世界产业界的巨头。

举其中一些著名例子，例如在战时为丰田供应活塞环和链条的小承包贩子本田宗一郎，战后因退出东海精机而失去工作的他，将军用通讯设备所使用的小型引擎尝试性的安装在自行车上，在1946年推出正式产品，这种动力自行车刚一推出即受到广泛欢迎，尤其是店铺伙计和黑市商贩求车若渴，前者驾驶此车送货运输，后者驾驶此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凭此赚下第一桶金的本田宗一郎再接再厉，于1949年推出了传奇般的“梦幻”摩托，世界乘用车产业巨头本田就此诞生。

再例如战时为日军制造通信设备的技工井深大，他发现吃不饱饭的日本民众对于收听美国的短波广播需求极大，但是日本国内的短波收音机由极其短缺，于是与同事合作研发了一款能将短波转换为常规频率的设备，满足了日本民众日益增长的奶头乐需求，随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在战时担任海军中尉的盛田昭夫，二人合作成立了东京通信公司，这便是今日的索尼。

而战时曾负责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战机“樱花弹”开发工作的火箭设计师服部六郎，战后成为了轮胎大厂普利司通的设计师，战时负责电子显像管设计工作，曾设计出东亚第一台电视，并得到裕仁本人视察的日本电视之父高柳健次郎，在战后进入NHK继续从事显示技术的研发，制定了日本电视行业的统一标准，于1953年2月促成了NHK的电视放映，缔造了日本乃至东亚的电视产业，顺便一提，高柳本人于1937年进入日本音响社（JVC），参与声呐等军用声学设备的研发，战后成为JVC社长，并主持研发了世界上最小的VTR,VHS录像机HR-3300。

类似的例子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例如战时负责令美军印象深刻的氧气鱼雷研发的爱甲文雄，战后成为日本第一合成化学社社长，战时从事“荣”字号引擎开发的上田茂人，战后成为日产汽车的技术主管，战时负责零式战机开发工作的曾根嘉年，战后成为三菱汽车/民间航空机社长，战时负责“誉”字号引擎开发工作的稻富久雄，战后成为马自达研究所所长，战时负责微波技术研究的吉田捻，战后成为TBS副社长，战时负责气泵研究的永野治，种子岛时休两人，战后前者成为石川播磨重工副社长，后者成为日产汽车研究所所长。

这种例子根本举不完，因为整个战时日本无缝过渡到了战后，要举完这样的例子，相当于说完整个日本，那个时代谁还不是个昭和男儿了？

要是觉得昭和只有独走，只有鲁莽，只有一根筋，一无是处，那么被独走，鲁莽，一根筋打的死了几千万人的我们又当何以自处？如果昭和男儿身上真的一无是处，那么我们的本田在哪儿？我们的索尼在哪儿？我们的JVC又在哪儿？

另外日本的战时企业也大多延续到了战后，例如战时日本军工巨头，在整个战时日本的军工占比中超过12%的三菱重工，战后成了工程机械，车辆，发动机行业的巨头，例如战时几乎把持了日军电气照明的东芝，战后成了电器设备，计算机，电子领域的巨头，战时负责日军电气通信的富士通，战后接着干通信的老本行，还兼营无线终端和计算机，战时负责重工机械设备，坦克零部件，军舰锚索的小松制作所，战后依然在干老本行，甚至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用推土机建设临时机场中获得灵感，以推土机作为拳头产品实现复兴，战时造船造战机的川崎重工，战后造火箭，造摩托，战时川崎的同行石川播磨重工，战后则进入建筑机械和工业设备的制造领域，战时制造炸药，火药，化工品的信越化学，战后则成了半导体，有机硅的巨头。

尼康，佳能，富士，日立，东洋，芝浦，高砂，这些闻名遐迩，战后在全世界大发横财的企业，谁敢说自己的手上没有沾染过中国人民的鲜血？

战后昭和就是战时昭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自废墟中崛起

这种无缝衔接带来的结果，是日本的全面复兴来的比日本人自己想象的要快，甚至早于新中国建立，从1947年开始，日本开始执行“倾斜生产对策”，把一切生产资料，资金补助，价格倾斜全方位投放到煤炭和钢铁行业中，全力扶持煤炭和钢铁行业的复兴，并定下了以重化工为导向的经济振兴基调，同时日本政府与掌握着日本全部进出口业务审批权和外汇管理权的美军展开一种特殊的间接贸易，即：出口时，日本政府以较高的国内价格从民间采购产品，交给美军以较低的市场价格出手，进口时，美军从海外以较低的市场价格采购，再由日本政府以较低的国内价格出售，期间的差价由日本政府补贴，钱通过通货膨胀和日本政府腆着老脸去找美军借。

这种方法的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但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1947年日本制定了年产3000万吨煤炭的指标，完成了2934万吨，1948年年产量达到了3479万吨，不仅超过了年产量指标，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煤炭生产的兴旺带来了钢铁及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在1947年，日本的煤炭产量增长了33.2%，工矿业增长了25.6%，制造业增长了24.8%，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4%，1948年的经济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3%，这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起点，事实上，在1949年日本就消灭了财政赤字，实现了盈余，1950年，日本的造船业吨位已经比肩美国，超越战前，而也是在这一年的3月，日本甚至偿还了自己在倾斜生产对策时期由于巨额补贴欠下的公债。

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几乎是一本爽文，其爽度超过绝大多数爽文作者的上限水平，也超过一切经学家画的大饼，大致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1950年——1953年的“特需景气”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主要由朝鲜战争爆发推动，战争爆发后，美军从日本大量采购急需物资，此类对日本采购被称为“特需”，因此此次景气被称为特需景气，伴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军的采购力度大幅增加，日本银行的批发物价指数在半年里涨了23%，生产资料增加了34%，消费资料增加了11%，日本在战前囤积的价值1500亿日元物资几乎被一扫而光，生产商开足马力连轴转以满足美军的物资需求，市场繁荣到了在1950年8月的时候，日本为了对付暴利出台了抑制物价的政策都没有奏效的地步。

美军的需求已经饥渴到日本企业来不及生产，只好去太平洋岛屿上把当初日军抛弃在丛林里的起重机就地修理后直接运往朝鲜地步。

大规模的特需带来了企业的投资追加，雇佣扩大，工资上涨，日本制造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增加了30%，而收入水平的增加又带来了1952年-1953年的战后第一次消费繁荣，从1949年到1952年，日本生铁投资增加了229%，铜增长了151%，棉纺增长了182%，烧碱增长了135%，几乎没有哪个行业不是以三位数的百分比增长的，以至于食盐行业因为“仅仅增长了97%”而被归类为“欠景气行业”。

仅仅从1950年7月到次年6月，日本因“特需”而接受军事订货近3亿4000万美元，日本的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本钢管，丰田，五十铃，小松等企业，依靠货车，蒸汽机车，钢筋，钢管，劳保产品等订单实现复兴。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吉普车和商用车的72%，坦克的45%，装甲车的45%，火炮的75%，精密仪器的64%，枪械的80%都是日本利用旧武器作为原料和零部件生产出来并提供给美国的，日本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很快战胜了美国本土供应商。

“特需”在四年间为日本带来超过23亿7000万美元的出口额，出超19亿4500万美元，虽然总体来看日本依然处于收不抵支，举债度日的情况（这一时期日本向美国借款超过25亿美元用于购买维持居民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特需收入只是抵消了一部分支出，总体来看日本依然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但毫无疑问这极大缓解了日本恶劣的经济形势，加快了日本战后复苏。

顺便一提，抗美援朝带来的巨大物资需求也在中国引领了一波经济建设高潮，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投资和需求扩大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好好的爽了一把，抗美援朝对中国来说不仅在军事胜利和国家认同上获得巨大收益，经济上同样也是飞黄腾达。

经济危机，一打就灵。

1954年11月——1957年6月的“神武景气”时期，神武是传说中的日本第一代开国国王，具有起步性质，因此这次景气被如此命名，由于美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日本对美出口大幅增加，形成了出口带动的景气居民，投资消费大幅增加，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在大幅增加设备投资，尤其是1956年，在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前提下，民间设备投资比1955年增长了一半，巨额投资满足了巨额出口，整个日本市场空前繁荣，更可贵的是，此次景气甚至没有产生通货膨胀，被誉为是日本战后景气中质量最高，最稳健，也最扎实的一次景气。

1958年6月——1961年12月的“岩户景气”时期，岩户一词出自日本创世神话，传说中日本的创世神天照开辟岩石，从洪荒中降临人世，开创日本历史。此次景气始于日本的经济政策从紧缩转向适度宽松，降低了官方利率，增加了公共投资，同时出口也大幅增加，再加上日本开始搞产业升级，民间企业增加了设备投资，整个日本出现了产业-消费双升级的局面，在这一时期，日本“家庭生活三神器”开始普及，所谓家庭生活三神器，指的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主义，这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之交的时期。

日本国民生活开始大幅改善，在服装、饮食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在1960年12月，池田内阁发表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促使设备投资进一步增长，导致世纪经济增长率比官方制定的雄心勃勃的“倍增计划”里制定的指标还要高，景气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远远超越了神武景气。

作为对比，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不忍闻之事，而中国开始普及三转一响结婚四件套（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已经是70年代末的事情了。

1962年10月——1964年10月的“奥林匹克景气”时期，日本为了迎接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从1963年开始出现投资建设的热潮，同时在1962年夏季，日本经常收支项目转为顺差，财政开始适度宽松，这次景气比较特别，因为宏观层面日本经济高度景气，但是微观层面，制造业和设备投资没有大幅增加，企业收益增长迟缓，一些部门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萧条，这次景气持续时间不长，由于经常收支状况随后又再度恶化，再加上奥运会结束后市场需求疲软，因此景气过后很快又转入不景气。

1965年10月——1970年7月的“伊弉诺景气”时期，伊弉诺是日本神话中的造物神，由于金融信贷和财政政策得力，再加上日本放松了战后对金融行业“分开经营”的管制（即银行，保险，证券必须分开经营，不能混合经营），日本发行了战后第一次建设国债，于是民间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狂飙突进，日本经济进入了战后最长的繁荣时期，其中1966年-1969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2%，时间长达57个月，1967年由于经常收支项目恶化，政府开始提高官方利率，推迟财政支出，取得了良好效果，在1969年春-1970年7月，出现了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经常收支还是盈余的奇迹般的局面，这在战后几乎是未曾有过的。

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超越美国，国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乘用车和彩色电视快速普及，当时的日本居民有3C成一家的说法，也就是轿车（car），空调（(cooler），彩色电视机（color television），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作为对比，1965年11月，《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当时的中国开始做一些现在的美国正在做的事。

1973年——1985年的“恢复景气”，这一时期比较特殊，由于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从1975年——1980年的4.9%下滑至1980年代前半叶的3.9%，原因主要在于能源价格暴涨，货币政策过于紧缩，结构性改革不到位。

之所以仍然称之为景气，是因为日本为了挽救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例如坚持赤字财政，刺激出口，减少企业的利息负担，压低库存，降低雇佣规模，开展节能运动，这些举措让日本成为了第一个走出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的发达国家，因此称之为恢复景气，这一时期日本的增速虽低，但显著高于其它发达国家，日本经济平均增速达到4.3%，高于美国2.2%，西德2%，法国2.7%，英国1.4%和经合组织全体成员国平均增长速度2.5%。

1986年——1991年的“平成景气”，昭和时代于1989年结束，这一景气时期处于昭和与平成的交界处，所以称之为平成景气，这一时期，日本将产业发展重点从重化工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电子产业和半导体，同时通过日本国内不动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急速膨胀为基础，让消费，国内投资和海外投资飞速增加，日本开始大规模对海外投资，戒指20实际80年代中期，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动产和股票价格长期持续上升，土地资产和股票资产膨胀至远大于实体经济投资涨幅的局面，金融资产膨大至不正常的地步，因此也被称之为泡沫经济时期，但要注意，虽然是泡沫，但这时候日本人确实是好好的狂了一把，皇居地价买下半个美国，日本贵妇在美国扫街式买楼，高尔夫球场满地开花，是个人都去耍两杆子，夜晚在商业街打出租车，手举万元大钞依然一车难求的辉煌就是在这一时期。

泡沫是真的泡沫，爽也是真的爽。

直到1990年1月，日经指数暴跌1万点，泡沫破裂，日本进入失去的数十年。

作为对比，1989年3月，叶利钦通过选举成为苏维埃代表，5月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7月与萨哈罗夫等人组建“跨地区议员团”并自任主席，开始公开吃饭砸锅，11月，全世界的日本制造电视都在直播柏林墙倒塌。

日本的战后经济史，是一部从1947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从一个赢麻到下一个赢麻，只有小赢和大赢，几乎没有输的过程。

而这也是昭和时期。

期间虽然也有1957年6月——1958年6月的“锅底萧条”，1964年10月——1965年10月的“昭和40年萧条”，以及石油危机带来的萧条时期，乃至于闹出过山阳特殊钢材公司倒闭，山一证券公司暴雷等在当时影响极其重大的事件，但总体来看无伤大雅，因为随后的景气时期很快就把之前的萧条一扫而空。

多余的话

现代中国社会对昭和时代日本的理解其实是非常片面的，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上，一见昭和二字，立刻想到226兵变，立刻想到军部独走，立刻想到偷袭珍珠港，立刻想到太平洋战争，立刻想到李梅火攻东京，立刻想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立刻想到战败，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到了现如今，这种思维跃进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昭和这个概念被简化并同义于鲁莽，冲动，独走，进一步被同义于动武，而其最终结局也被简化为轰炸，核打击，一无所有，并同义于战败，久而久之，两者产生了概念上的关联性，昭和二字成了一句萦绕在中国人耳朵边的魔咒，时刻不忘提醒国人，干什么都行，就是千万不能动武，一旦动武，就会招致失败，随后被核打击，并最终一无所有。

每当提起昭和二字，似乎总有人把“万劫不复”“一亿玉碎”挂在嘴上。

昭和二字，成了一种驯化，敲打对中国所处现状不满的国人的文字模因，一旦任何国人对中国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并主张武力破局，就总有人会一遍又一遍的念叨昭和二字，似乎动武成了一条十死无生，百无一用的绝路，而主张动武的人，成了冲动，鲁莽，一根筋的危险分子，谁要是主张动武，谁就成了昭和参谋，谁就是要被拿去填战壕的期货死人。

我们姑且不论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局势是否能简单套用到当下，我们也姑且不论昭和日本的基本国情是否能简单套用到中国身上，我们只需要说清楚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如果鲁莽和失败就能简单概括昭和时期的日本，那么同一时期在军事上对日遭遇重大损失，经济建设同一时期也远逊于日本的我们又当何以自处？

我们别忘了，14年抗战，中国击毙的鬼子并不多，各方面口径给出的统计数字不一而足，有133万的说法，有70万的说法，还有国民党方面注水严重的276万的说法，而我们殉难的兄弟姐妹们则达2100万之巨.

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数字。

有人说，牢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要我说，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我必须为之牢记仇恨，牢记愤怒的数字，只要这些鲜血还未曾报偿，只要这些伤痛还未曾弭平，我们就绝不遗忘，绝不原谅。

美国人丢的两颗原子弹，直接击毙人数还不到南京城冤魂们的一半。而今日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依然不到鬼子们后代的一半。昭和时代一直持续到1989年，最大战犯裕仁本人在这一年蹬腿寿终正寝，得以善终，他由此成为最后一个死掉的二战时期领导人，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世界是物质的，没有地狱，他安然躲开了一切惩罚，他享尽了荣华富贵，而那些曾经誓死与他抗争之人，则大多晚景凄凉，令人唏嘘。

二战之后，一共四次战犯提名，共对119名甲级战犯发出逮捕令，但最终被处以绞刑的只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武藤章7人，其他人大多活了下来，而且活的很好。

例如安倍的外公岸信介，这个曾经被称为“满洲妖”的甲级战犯不仅好好的活着，还在战后再度成为日本首相，奉行强硬反华路线，再比如重光葵，这个一瘸一拐，步履艰难爬上密苏里号，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甲级战犯仅仅在监狱里服刑了一年，随后在鸠山一郎内阁就任外相兼副首相，甚至代表日本出席联合国大会，正式加入联合国，而此时的中国还在为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苦苦斗争。还有那个因为“日本人是食草民族，你们在那么浓密的丛林里居然说没有食物，这是怎么回事”的言论而在国内互联网上出名的牟田口廉也，他是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制造者，也是甲级战犯，但只坐了两年牢，1948年就被释放回国，还开了一家叫成吉思汗屋的餐馆，1966年才死，死时78岁，而卢沟桥事变时，在宛平城下严词拒绝牟田口廉也无理要求的宛平县长王冷斋，1960年因病去世，享年68岁。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公平。

价值判断不能替代事实判断，对于昭和时代，你可以从道德上批判，但客观事实是，昭和时代让日本通过战争积累下了一笔原始资产，以这笔资产为启动资金，日本在战后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乃至带动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展，让日本人过上了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不敢想象的生活，市政建设和管理水平甚至让西方国家倍感羡慕。

至于战后日本的文化产业，那更是一个已经被说烂了的话题，当代日本的绝大多数科学技术成就，也大多都是昭和时代的成果。

站在日本的角度去看，昭和时代的政策是有效的，是成功的，是正确的，因为日本人确实因为昭和时代过上了他们的祖辈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1989年裕仁蹬腿的时候，他和他的帮凶们抢来的繁荣依然在延续着，日本人依然在举着万元大钞，站在路边叫着出租车，而在这一年，苏联解体进入倒计时，伏特加成了莫斯科黑市上的硬通货，自杀式的政策摧毁了苏联，而中国则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泥潭中艰难探索，步步惊心。

历史给昭和的代号，叫冷战战胜国，它胜的如此彻底，以至于昭和时代的回响直到昭和时代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的今天依然是中国人内心最大的一条伤疤，未曾愈合，它在流血，它在溃烂，神友们不过是群聚其上的蝇蛆而已，而普罗大众聊起日本，则大多心有戚戚，目有羡光。

从事实来看，昭和时代是一个成功且高效的时代，昭和路线根本不像某些文宣通稿挂在嘴上那样“万劫不复”“落入深渊”，更没有什么一亿玉碎，一亿玉碎只是一句口号，实际结果是绝大多数日本人不仅活着，而且活的很好，活的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好，单论死亡人数，日本连二战参战国前三都排不进去（第一苏联，第二中国，第三德国）。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凡是搞帝国主义的国家都获得了成功，就连那几个据说“失败”了的国家都很成功，比如日常被拿来做失败参照系用以敲打国人的日本，德国，实际情况是日本成了东亚、东南亚神友内心的理想乡，而德国成了中东神友、斯拉夫神友的阿瓦隆，你再怎么蔑视日本，德国，一堆又一堆的移民还是在不断的用脚投票。去这些国家旅游，留学是一件令人艳羡的事情。

你不是战胜国吗？怎么你的人还一堆一堆往战败国跑？

嘴可以说谎，战线不会。

如果这是一个杀人放火金腰带的世界，我希望中国身上能够挂上最大最重的金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