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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史研究，干部待遇体制自延安时期逐步建立，是任弼时担任五大书记之一时主持设计的，建国以后这套制度逐步严密和完备。从基本制度框架看，不论是“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的现在，没有大的变化。高级干部的待遇基本上可以分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两个方面。构成生活待遇的基本要素有：工资、住房、医疗、用车、生活特供等；构成政治待遇的，主要是收阅党内文件的层级和会议活动。大致上，能够从这种种待遇观察推测一个人的体制内地位。

赵树凯同志是个诚实的人，他坦言自荐去帮纪登奎写回忆录是为了蹭他北戴河的休假待遇，结果纪登奎竟然看不上，痛失机会。我们从他对纪登奎的回忆文章，一窥高级干部待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行政级别是和工资级别分开的。如一个干部的职务是副部长，但是他的工资级别可以比一个老处长还低。因为工资待遇和职务级别没有内在联系，从工资无法判断他卸任后的真正级别和待遇。纪登奎的行政级别是九级，当地委书记和副总理的时候，工资都是拿九级工资，每月230元左右。纪登奎的工资关系不在九号院，每月领工资是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当时，九号院里的高级干部中，有三个人工资关系在外单位，除了纪登奎以外，还有从林业部常务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杨珏，从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武少文。这两位部长为什么工资关系没有转来，他们自己说为了退休还回原来的部里，因为这些部委的待遇条件更好。当时，高级干部工作调动并不转工资关系，情况是比较多的，连他们的司机、秘书也有这种情况。在工资之外，不同的中央机关，对于高级干部的待遇条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并没有正式的制度规定，主要依据这些部门自身的条件。

1990年九号院撤销时，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基本上都被农业部接管。但是，中央办公厅曾专门通知，张平化、张秀山、杜润生不必退到农业部老干部局，可以转到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部门。这三个人都曾是中顾委委员，行政级别分别是五级和六级。据说中办对老干部的照顾更好。后来，张平化、张秀山都转到中办了，杜润生则表示不愿意离开农口，不到中央办公厅，继续留在了农业部，成为农业部的退休老干部。

纪登奎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时，住在西单附近，是一个有独立院落的二层楼，家里驻有一个班的警卫人员。1980年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位后，搬到后来的住房，是内务部街一个四合院。这是过去清代大太监李莲英的住房，华国锋任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时曾住在这里，但是华国锋当时住的房子更多。纪登奎说，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再住原来西单的房子。这个院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居住，后院主要住工作人员。这个院落的北面是正房，东西各有厢房，正房和厢房还有耳房，约有二十来间。显然，这所房子不如原来西单附近的房子，但明显高于一般部长级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级干部住房，部长基本都住在单元楼里，一般五六个房间，面积一百八九十平方米。当时国务院系统的部长宿舍，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木樨地22号楼和24号楼，九号院里杜润生等几个领导也住在那里；党中央系统的部长宿舍，比较集中的是万寿路甲15号，朱厚泽、王郁昭等来京后住在这里。纪登奎家里还有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出的厨师。根据内部规定，部长级干部家里没有厨师。住这个房子是要交房租的，纪登奎在世时这个院落的房租每月是五十元，从工资里直接扣除。纪登奎家里没有通常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

根据内部规定，高级干部去世以后，遗孀可以继续居住原来住房，遗孀去世后，原住房将被收回，居住在其中的子女则被另外安排。对于子女住所的另行安排，通常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过程，即用多少公寓房来换取家属同意搬离原住房。纪登奎去世不久，夫人还健在，有关部门曾经商谈过退出原住房的事情，但是因为另行安排的住房家属不满意，没能协商好，就继续住了下来。2011年夏天，纪登奎夫人王纯去世。现在，这个房子还继续归纪登奎子女居住。有关部门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让纪登奎家属搬离，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一般情况是，领导人夫妇均去世以后，原住房会比较快地被调整安排，别的领导人要搬进来居住。如果有了新的安排，有关部门就会在谈判中让步，会尽量多给子女住房，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

纪登奎当时有一部专车，是进口的日本车，并配一名专职司机。司机老张是他在位时候的两位司机之一。纪登奎离京外出坐火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安排一个软卧包厢。从这种交通条件的安排看，基本上属于正部级待遇。按照规定，正部长可以一个人住一个软卧包厢，相当于四张软卧车票，同时，随行工作人员还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坐软卧，即另买两张软卧车票。换一个说法，即一个正部长外出乘火车，按照规定可以报销六张软卧票，也就是一个半包厢。当时出差，纪登奎愿意我们与他坐在一个包厢里，只用了四张票。这样，就不必另买工作人员车票。如果是副部级乘火车，则只能报销本人一张软卧票和一位随行人员的软卧火车票。副总理外出坐火车，按规定是乘坐“公务车”，即在某列火车上单加一节领导人专用车厢，车厢里有办公室、休息室、会客室，还有随从人员包厢。纪登奎的司机老张经常与我聊天，他说原来是他当副总理时的司机，那时候是配备了两辆车，两个司机；另外，家里还有一辆生活用车，主要是工作人员办家务事用的。

来到九号院的时候，纪登奎已经没有警卫员。按照规定，副总理享受二级警卫，是有警卫员跟随的。如果出差，副总理级别的官员不仅有随身警卫，而且有关保卫部门也会派出人员负责沿路的警卫工作。就二级警卫的一般要求来说，通常在路过的主要交通路口要安排执勤人员，在宾馆下榻时通常会要求所住楼层实行封闭。一级警卫则有更高要求。从我陪同纪登奎出差的情况看，北京方面没有派出任何警卫人员。到了地方以后，省里安排了警卫人员，但是，我以为这是地方考虑到他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才安排了警卫人员，而不是因为有规定性警卫要求。另外，外出中食品安全检查也属于警卫范围。按照规定，副总理级别的外出吃饭，需要有专门的食品安全检查。

按照规定，副总理以上领导人有生活用品的特殊供应，一般叫“特供”。部长级干部没有这种待遇。纪登奎退出现职后，依然享受生活特供。特供是以食品为主的生活用品。在贵州遵义时，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两瓶茅台酒，我告诉他后，他开始说就不要了，对我说：“我不要了，你都拿走吧。我的特供里有茅台。”因为他有“特供”，每月可以从特供点买两瓶茅台。后来在回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又说到茅台酒，他说他的孩子们有时候常为这两瓶茅台酒争执，他的孩子有时候要把他的茅台酒送同事朋友。

医疗待遇是干部待遇非常重要的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经有文件，规定某些资历的干部可以享受副部级或者部级的医疗或者住房待遇，通常被称为单项副部级待遇，可以由自己做出选择。如我曾经担任秘书的武少文部长，夫人“文革”前曾是省财政厅长，根据文件可以享受单项副部级住房或者医疗待遇，因为家里住房已经是部长的房子，就自然选择了副部级医疗待遇。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后来的医疗待遇，很难说得清楚是什么级别。他的医疗关系仍然在北京医院，与原来当副总理时没有什么变化。按照当时卫生部保健局的通俗说法，他的医疗保健属于“200号”范围。“200号”是指正部长以上全国约有200人，这个范围的人员由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医疗费用。但是，在200号之内的医疗待遇有何差别，如部长级和“副国级”如何区别，“副国级”与“正国级”如何区别，甚至同为“副国级”之间是否有区别，这些都涉及更具体的医疗条件以及相应费用问题，非局内人并不清楚。

当然，以工资论，前三十年文艺圈奇高，文艺界1958年主动降薪后依旧有一千多甚至两千多工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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