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最后一批留守老人老去之后，农村是不是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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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0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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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很多偏远的乡村，现在已经基本上空了。

我每次回到老家的小山村都会感慨，千百年来，无数先民在这偏远的山村里开垦建设，终于把这大山深处的家园打理得有模有样，然而当他们的后代一去不回时，却几乎没有人惋惜这来之不易的基业。土地遍布荆榛，道路长满荒草，水渠渐渐淤塞，房屋倾颓破败，坟头无人打理……类似的景象，正在无数个村庄里出现。

如今的孩子们已经很难想象，先辈们为了打造这个深山中的家园，付出过多少艰辛的努力。

老家的山村位于大巴山南侧，历来是有名的“贫困山区”。这个山村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即使以旧时的眼光来看，也绝非能让人逍遥过活的世外桃源。然而祖辈们却始终扎根在这地无三尺平的大山里，劈山筑路，堆土造田，引水作渠，一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偏远的山村里，人间烟火的气息绵延至今，始终未曾断绝。

在我的印象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仍未席卷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没有公路，没有电力，没有天然气自来水。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依然在这里重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男耕女织。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被大山阻隔，时间仿佛停滞了。人们用最为传统而低效的劳作方式在贫瘠的土地里埋头忙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求得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收获。

小时候，父亲在邻乡的一所小学教书，每年都要带母亲和我回老家去几趟。在儿时记忆里，回家的路是如此的漫长，让人不由得望而生畏。我们首先要坐摩托车沿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颠簸大半个小时。这条简易公路在一个山梁前戛然而止，再往前，便是摩托车也无法通行的崎岖山路。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徒步走下山脚，涉过一条小河，再登上对面的山顶。一路跋山涉水，往往要折腾整整一天，对于小孩子而言，足以让他每一次听到要回老家的消息便开始愁眉苦脸。

经过漫长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看到了村子的标志：一株巨大的黄梁树，那也是每一次返乡之旅即将抵达终点的记号。

黄梁树，一种在川北山区较为常见的乔木。

这棵古树不知道在这里生长了多少年，树干可四五人合抱，枝叶遮天蔽日，站在十几公里外都能一眼望见。它的树干里有一个巨大的空洞，能容下好几个人藏身。大概因为这棵树太老了，老得有了仙气，经常有人在树上挂起红布条，焚香许愿，据说还挺灵验。

以这棵大树为起点，再走几百米就到了爷爷奶奶所住的老屋。一路上分布着面积不一的水田或者旱地，虽然贫瘠，但一块一块都生长着不同的庄稼，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些土地便是村民们数百年来在大山深处的安身立命之本，祖辈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聚沙成塔，一锄一耙开创下一片基业。

爷爷奶奶的居所坐落在一片竹林环抱之中，是一个小小的“撮箕口式”三合院。不大的院坝里铺着青石板，已经在岁月磨砺之中变得残缺不全了。

这是一家典型的瓮牖绳枢之户，墙壁是简陋的土坯墙，墙上裂缝有的已经大得可以塞进拳头。但它依然有着谨严的格局，坐北朝南、两侧对称，正中是堂屋，供奉着神龛，摆放着两位老人早早预备下的“寿木”。

每次我回到老家，都觉得两位老人一直在忙碌：打谷摘菜，挑柴担水，喂猪养蚕，缝衣晒被，编筐补席，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不同于现代都市人想象的田园牧歌，在这样贫穷闭塞的山村里，只有用最为辛勤的劳动才能生存下去，稍有松懈，饥荒便会降临，一大家人便面临死亡的威胁。饶是如此，直到父辈这一代，忍饥挨饿仍然是他们儿时生活中的常态。

村子里几块仍有人耕种的水田和旱田

爷爷奶奶一生辛劳，直到去世也没有过上几天富足日子。然而他们就是在这样贫瘠的土地里和艰苦的条件下，依靠微薄的产出，养活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八个子女，让自己的家族在村子里一天天兴旺起来。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基本上都走出了大山，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其间多少回含辛茹苦，多少年负重前行，衣食无忧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

爷爷奶奶能在这大山深处能有一片基业，完全是他们白手起家，自己一丝一毫积累起来的，几乎没有受过祖上的福荫。

从某种意义上讲，爷爷奶奶是村子里彻头彻尾的外来人。

对于我们这一辈人而言，曾祖父早已是只存在于墓碑上的一个名字。而在父辈的记忆中，曾祖父当年却是山村里的一个传奇人物。

曾祖父出生于当年十里八乡数得着的大地主家庭，家中颇为富足。据说他爱好养马，还拉得一手好丝弦，想来应该是一个风流少爷的形象。然而和许多故事里的纨绔子弟一样，他后来染上了烟瘾，整天抽大烟，没过多少年便把家产败得精光，田地也卖得干干净净。好在他还有拉丝弦玩乐器的特长，便时常在红白喜事中吹吹打打，赚取些微报酬，勉强糊口。

曾祖父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却没有一个亲生子女。爷爷是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第二次婚姻中他又有了一个继子，这个继子后来在土地革命中参加了红军，成为了一位“大人物”。

据说爷爷是曾祖父当年从外地抱回来的，具体是哪个地方已无从查考。而奶奶本是邻县人，当年她十几岁时逃荒路过山村，便留在了这里，和爷爷成了亲。

那个年代的人总是对自己的感情生活讳莫如深，所以他们是如何相识并成家的，大概连他们自己也慢慢淡忘了。或许是命运之手一次漫不经心的拨弄，让两个原本与山村毫无关系的人定居于此，组建家庭，繁衍生息。时至今日，他们的血脉已经散布全国各地，有了８个子女、20个孙辈、24个曾孙辈、9个玄孙辈——而这组数字还在逐年增长之中。如果不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剧变，他们将拥有一个在任何乡村社会里都举足轻重的大家族。

由于曾祖父很早便荡尽家财，从此门庭败落。所以爷爷奶奶成亲的时候，除了一间土墙茅草顶的屋子之外，别无长物，更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了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的创业史。

之前爷爷租种他人的土地，每年按三七或者二八的比例交租，自己辛劳一年，却只能拿到勉强糊口的粮食，这让勤劳能干的爷爷很不甘心，他下决心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爷爷是个聪明人，学各种手艺学得很快，我觉得他要是生在今天，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他年轻时便学会了篾匠手艺，会编各种各样的竹器；他还会拉手工面，是十里八乡唯一会挂面手艺的面匠；他跟着一个瓦匠烧了一窑瓦，便掌握了个中诀窍，后来自己修房子时，所需的青瓦全是自己开窑烧出来的。

为了实现自己买田置业的目标，爷爷继续租种他人的土地，收获了粮食自己舍不得吃，吃糠咽菜省下钱来；一有空便编制各种各样的竹器，然后挑到集镇上去卖；冬天则走乡串户帮人制作挂面——在没有机器设备的年代里，做面是一个很辛苦的行当，头天晚上就要反复和面、揉面，基本上要干一个通宵，第二天又要赶在面团变硬之前，把面全部挂好，所得收入不过每斤面一两分钱而已；手头实在没有活计了，便上山砍柴挑到镇上去卖，总之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空闲。

奶奶也是个勤劳能干的人，除了养猪喂牛操持家务以外，还要在家里养蚕、缫丝。采桑喂蚕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副业，却也是个极其繁琐劳累的事情。奶奶每天天不亮便起床，料理完家务后，便提着篮子到处寻找桑叶，一天天把蚕喂大，然后上簇、摘茧。如果直接卖蚕茧倒是省事，但收入也会少很多，于是奶奶一直用纯手工的办法，把一个个蚕茧缫成雪白光滑的蚕丝，其辛苦程度，难以言表。

长年累月的操劳，连睡个懒觉都是奢望，让他们的手指关节都全部变形，手上结满了厚厚的茧子。

就这样，爷爷奶奶一点点地凑钱，零零碎碎地购买土地，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解放前，他们已经有了好几十亩地，虽然大多数是位于边角的贫瘠土地，但对于一对白手起家的夫妇而言，已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爷爷奶奶勤劳能干的名声，也在乡里广为传播。

有了土地，他们又打算修房子。为了省钱，从山上砍树、搬运，每一个流程都亲力亲为。那些房梁屋檩，全是爷爷一根一根自己扛回来的。至于屋顶上的瓦，垒土筑成的墙，院坝里的石板，毫无疑问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作品。所以，那个不大的“撮箕口”造型的小院子，虽然简陋，然而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浸透了他们毕生的心血和汗水。

简陋的老屋

老屋里的每一根木头，都是爷爷自己从山上扛回来的。

院坝里的石板也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

有了地，有了房，终于在村子里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业，初步实现了爷爷奶奶的奋斗目标。然而此时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到公元一九五零年，在改朝换代的大潮拂过这个边远闭塞的小山村之际，正当壮年的爷爷奶奶对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还懵然无知。

出于节俭，也出于传统农民对于土地的那种热爱，爷爷奶奶虽然有了好几十亩土地，但他们从未出租土地，也没有请过长工，一直是自己两个人勤勤恳恳地耕作。

没想到这一点却在土改时阴差阳错地帮了他们大忙。划分阶级成分时，爷爷奶奶被划成了“老上中农”。如果他们出租过土地，或者请过长工，多半会被划成富农甚至地主，那么在以后的癫狂岁月里，他们乃至父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就难说得很了。

由于阶级成分仍然是农民，爷爷奶奶的土地没有被重新划分，一切似乎和解放前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交公粮时换了个对象而已。然而没过几年，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又开始了，各地以村为单位开始大办“人民食堂”，每家每户的土地被集中耕种，各自贮藏的粮食被充公。据父亲回忆，办食堂时，我们家交出的粮食是最多的，堆满了整个院坝，这些爷爷奶奶平时舍不得吃的粮食，都交给了公办的食堂。

父亲曾经感叹，爷爷奶奶都是那种最朴实、最本分的农民，他们一生经常忍饥挨饿，却从未赖过国家一粒公粮。每年秋收之后，爷爷都要一个人背着一百八十斤粮食，走上几十里山路到区公所去交公粮，年年如此，从未懈怠。在“人民食堂”开办之初，爷爷仍然像在家里那样，舍不得多吃一碗饭，而有的人，早已放开肚皮大吃大嚼了。

好景不长，随着积存的公粮被消耗殆尽，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也随之来临。那个饿殍遍地的年代里，这个本来就偏远贫困的小山村也难以幸免，经常都有人饿死的消息传来。此时爷爷奶奶已经有了八个子女，养家糊口的任务分外沉重。

然而几年后，全家不但没有一人饿死，八个子女还没有一个瘦小干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拯救全家的，仍然是爷爷奶奶的勤劳和能干。他们不但要比平时付出更多的劳动，还要想尽办法从地里、从山上、从水里找吃的。奶奶从地里捡来别人不要的苎麻头、芭蕉头，磨成浆做成类似“米豆腐”的食品，用没人当成食品的“臭黄荆叶”做凉粉，还带领着几个孩子到处摘松花、捡野生菌，总之，能填饱肚子的办法，他们几乎都尝试过了。

捱过了困难时代，虽然不再有饿死人的危险，但生产力的低下和制度的不合理，加之“文革”十年动荡，全家人仍然经常在饥饿线上徘徊。直到改革开放后，重新包产到户，生活才有了些许改观。

而此时，爷爷奶奶已经步入暮年。

聊以慰藉的是，八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一生的使命算是完成了，虽然手中的活计还是放不下，和现在的老人比起来还远称不上“安享晚年”，但压在身上的担子，终归没那么重了。

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经济，像两条无形的枷锁，将村民们牢牢地束缚在村子里。

千百年来，生活于此的人们也习惯了这样的命运：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劳作，然后择一抔黄土埋葬在这里。

然而总会有人想要走出去，并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父亲就是他们那一辈中第一个走出这座大山的，而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办法，就是读书。

在那个年代，求学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极差的学习条件和极低的升学率，让无数农家子弟早早辍学而归——更何况这是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里。

难得的是，虽然爷爷奶奶都没什么文化，但他们却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说过，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就会想尽办法供他们读下去。

当然，囿于家庭条件，他们能提供的支持，也就是尽量保证父亲的学习时间，不让他承担更多的农活而已。当时学校没有食堂，午饭得靠自己携带干粮解决，而就这一顿午饭，也不能保证随时都有。据父亲说，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匆匆忙忙喝一碗粥便赶往山下的学校，要是中午没有饭吃，便只能忍饥挨饿，放学后一路爬山回到家里时，往往已经饿得头晕眼花。

没有极强的意志，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求学，事实上能坚持读完中学的人，确实也寥寥无几。然而父亲还是坚持下来了，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恢复高考后，他顺利地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虽然收入微薄，但总算脱去了“农壳”，成了村子里数百年来第一个“吃皇粮”的人，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当少年时代的父亲在求学路上踽踽独行之时，他大概也从未想到过，自己努力读书的结果，会给自己和后代带来怎样的机遇。或许是因为有着山里孩子特有的勤劳和踏实，父亲在工作中一向勤勤恳恳，教学业绩广受好评，才三十出头便当上了校长，并和母亲相识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此后的发展也算顺风顺水，我们家一路从村里搬到镇上，又从镇上搬进城里。父亲不仅靠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为下一代继续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今，他的儿子能在省城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距离他凭借一己之力走出大山，也不过四十年而已。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瞬，对一个家族的命运而言，却已是沧海桑田。

更多与父亲同辈的人，也开始尝试走出去，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其时，商品经济早已在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南下北上，构成上世纪末一道别样的风景，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

当这股外出打工的风潮终于刮到偏僻的山村时，有些胆子大的村民开始选择抛弃土地，外出打工，这些身上还带着泥土气息的人们扛着行李被褥，以新奇的眼光打量着城市里的一切，然后慢慢学着适应这个与乡村迥异的地方。当他们带着远比耕种土地更为丰厚的收入回到村里后，又刺激着更多人结伴奔向大山之外。这股打工风潮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带走了村里几乎所有的壮年劳动力。

随着这些人在村子里的消失，传统的乡村生活，已经快到了落幕的时候。

公元1994年的冬天，76岁的爷爷在老屋里安详地走了，永远告别了这片他洒下了无数汗水的土地。

家里唯一一张爷爷的照片，摄于他去世前两年，背景是他操劳一生的土地。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有一种想哭的冲动，爷爷还没享过什么福，就在条件即将好起来的时候走了。

爷爷素来节俭，身后却称得上极尽哀荣。在八个子女的尽力操办之下，小山村里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这大概也是对操劳一生的爷爷最好的告慰。

在我的记忆中，那场葬礼在当时的村里可称盛大：堂屋里搭起了规模宏大的灵堂，各色供品和纸扎的冥器层层叠叠摆满供桌，数不清的花圈帐幔从院子里一直绵延到几十米外的田地，院子里摆开了几十桌的流水席，前来凭吊的客人络绎不绝，迎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送灵那天晚上，整个村子几乎彻夜未眠，院坝里聚满村民，哀乐响彻群山，主持丧仪的老人用一种绵长而悠远的声调吟诵着爷爷的生平事迹。以大伯为首，头裹白布的子孙们齐刷刷地跪在院坝里，哭声震天动地，而奶奶则端坐在灵堂正中的椅子上，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眼泪。那种悲哀而肃穆的气氛有若实质，密不透风地笼罩在院子上空，让整个村子也为之肃然。

爷爷的葬礼便是在这院坝里举行的。

而当年的我未能预料的是，那场盛大的葬礼，差不多也是这个传统乡村社会最后的强音了。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乡村社会开始了急速的崩塌。到今天，随着人口的急剧萎缩，乡村文化和传统习俗日益淡薄，很多乡村甚至已经撑不起一场当年那种像模像样的葬礼。

乡村生活的崩塌，始于前面所说的外出打工的风潮。这股风潮席卷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乡村经济的凋蔽。在几乎每一个偏远乡村，都能看到如出一辙的寂寥景象：田地无人耕种，大多数农家关门闭户，有的房屋已经荒废甚至倒塌，村里难以见到一个年轻人，仍然固守着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的人，只剩下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除他们之外的人，大多数都已离开乡村，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可能将不再回来。

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一次转型，当那些还固守着乡村生活方式的老人们都离去之后，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生活方式或许将永远消失。

爷爷去世后，父亲曾把奶奶接到城里住了一段时间，然而奶奶怎么也不习惯，没住多久，便执意要回村子里去。

在我的想象中，奶奶回到山村后，或许会以骄傲的语气向村民们夸赞她儿子有出息，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又是多么有孝心，专门把她接到城里去“见世面”——然而当问起她下次什么时候再去城里，她大概会说：不去了，不习惯，还是住在村里好。

当年的我不理解奶奶的想法，父亲将她接到城里，明明是想让她享享福，为什么非要回到啥也没有的村里呢？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奶奶的心情：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并不在于表面的物质条件，而是社会结构的迥异，这让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很难再习惯城市生活。

与城市不同，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村里的村民大都同姓同宗，本来就有着血缘上的联系，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起，彼此当然熟悉得如同一家人。每家有几个人、几头牛，村民们都了如指掌。上午张三和他老婆在院坝里吵了架，下午就会成为全村人的谈资；李四的家里出了点什么事，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几十人聚集到他家里。

乡村也是一个有着浓厚人情味的社会，你帮我插秧，我帮你割麦，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每逢过年，村里住得近或者平时关系好的几家人便轮流作东请客，今天在张三家里吃，明天又去李四家里，而且家家户户必定会施展出自己的最好的手艺，拿出刚杀的“年猪”身上最好吃的肉，买来平时绝对舍不得喝的酒，几桌人一起饱餐一顿，开怀畅饮，热热闹闹地过个年，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是城里人绝对无法想象的。

比如当年爷爷那场葬礼，很多亲朋好友都是抬着花圈，举着布幔，挑着祭品，组成一支小小的吊丧队伍，然后跋涉十几里山路前来奔丧。每当一支队伍到达，担任“知客”的老人便会高声宣布：某家吊丧，孝子贤孙迎候！随之鞭炮炸响，锣鼓齐鸣。像这样充满人情味的仪式感，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也是难以见到的。

乡村还是一个完备的微型社会，在物质要求不高的时代，基本上生活中所有的需求，在村里就可以满足，所以奶奶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最远也不过去乡里赶场，以前连县城都没去过。

对奶奶而言，到城市里生活并不只是换了个住的地方，而是意味着与过往的生活完全隔离：做了一辈子的农活派不上用场了，原本游刃有余的家务活做起来也磕磕绊绊；城里的路太复杂了，独自出门生怕找不到回家的路，只好天天呆在家里看电视。而心理上的陌生比环境的陌生更加难熬，一辈子结识的熟人没有了，原来的社会关系被一刀斩断，平时能说说话的只剩下家人——可是家人也要忙于工作和学习，不可能拿出多少时间陪她。所以尽管生活条件比农村好得多，仍然阻挡不了她想回到乡村的脚步。

用惯了天然气灶的人，想必再也用不惯这传统的柴火灶了。

然而，执着于乡村生活的人，也只剩下奶奶这样在乡村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了。更多的人，当他们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并在城市里建立起社会关系后，便再也不愿意回到乡村。

毕竟，物质条件匮乏的乡村，并不是一个诗意栖居的所在，能够津津乐道于所谓田园牧歌的，都是即使生活在乡村也衣食无忧的人。让他们完全按农民的生活方式居于乡村，很难说能捱过几天。就像从小习惯了抽水马桶的人，再也受不了粪坑上搭两条木板的茅房。

当离开乡村的人不愿再回去的时候，乡村的没落，已经无可阻挡。

在爷爷去世两年后，奶奶也去世了。她比爷爷小两岁，享寿却一样，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就像六十多年前他们初次相遇一样。

自从奶奶去世后，我们回老家的次数便屈指可数了。

时至今日，原来有一百八九十号人的村里，只剩下不到十个人。

这些人，就是小山村里最后的留守者。

今天我们整个家族里，一直长住在小山村的，只剩下三伯一个人了。

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三伯这人可谓碌碌无为。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不曾走出这片大山，始终以做农活和打短工为生。妻子女儿都到沿海打工去了，他仍然觉得能在这里过一辈子也不错，懒得出去闯荡。所以他至今仍然一个人住在山上，守着爷爷奶奶留下来的那座老屋，种种庄稼养养羊。现在农村人少了，抛荒的田地到处都是，一年到头随便做点农活，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挣点零花钱。

正是有三伯这样的人存在，这些偏远的乡村才没有彻底归于沉寂。然而他们那些衰老的身影，终究难以留住乡村的生机。

每当我站在阔别已久的村口时，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在的村里实在是太寂静了，不要说人的声音，就算是千百年来被视为乡村标志的鸡鸣犬吠之声，也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