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竞选集会现场遭枪击，其右耳被子弹击穿，现场具体情况如何？

这件事是在破坏游戏规则的问题。

在西方的代议政治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明白，这就是一个程序和游戏规则的问题，无关乎正义和真实，破坏游戏规则，那么动摇了整个政治的根基，并且把政治问题推向更难解决的方向，这样政治就有可能从议会争吵安全模式演变为街头政治。

就像统治集团全体都认为眼前的利益比长远利益更重要，所以集体践踏了游戏规则，那么一旦发生这种事，那么再也无法挽回。

就像古罗马时代的格拉古事件中，罗马元老院贵族们的做法就属于集体践踏了游戏规则，他们赤裸裸的践踏了罗马的法律和制度，他们谋杀一名保民官。

从此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所有人就都不在相信法律而是相信更加直接和看得见力量，低成本维持统治的时代就一去复返，由此开启了罗马共和末年的乱世。

举个例子来说，大格拉古死的时候，他们的支持者是缺少武力准备的，而它的弟弟小格拉古死的时候，他的支持者已经集结起来作战，而后续曾经作为马略政治盟友的另一位保民官萨杜尔尼努斯，当得知元老院打算对他使用武力时，立即集结所有支持者，并且以罗马元首的身份宣布解放奴隶，释放囚犯，赦免债务。

格拉古的被杀在罗马内部留下第一滴血，然后就有了第二滴，第三滴……直至血流成河。

通常人们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妥协精神看做是一种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美德。

但是实际性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红白玫瑰战争时两伙贵族厮杀的两个国王的世系都绝嗣，然后还用火刑来处决清教徒。

当然清教徒执政之后，对其他人也毫不手软，甚至连过圣诞节都是违法的，因为通过清教徒的考证认为12月25日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这个节日实际性上是古代异教徒冬至节的翻版。

克伦威尔屠杀了三分之一的爱尔兰人，而北美移民几乎灭绝了所有北美印第安人。

在有记载的历史中，英国总共经历了5轮外部势力的征服。

入侵的一些部落名字被用来命名今天的英国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

五次入侵中，其中两个是拥有明显高于当地的文明和科技的，罗马人和诺曼底人，另外三个则是野蛮人。

野蛮人的入侵先是抢劫，然后是移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杀死所有男人，然后和当地女人进行深度的种族融合，最后，入侵的深入，抢劫的困难越来越大，他们会放弃越来越收益越少的军事生活，逐渐占据一些肥沃的土地开始务农。

正式因为这样的历史，英国的社会进程是高度血腥和动荡的，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异常复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情感可言，有时候他们农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小地主则是维京人，大地主们则是说法语的诺曼底人。

这种社会情感纽带的缺失，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可以当年义无反顾将那么多农民土地上赶走，以便贵族们饲养绵羊获利。

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就是这样，每个人能够帮助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活活，不能活死，就像当年主导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理念“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一个个的人。”

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回顾过去总是能够总结经验，经验和逻辑是人类智慧的两个源头。

我们回顾过去也许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将来。

在公元前133年的秋天，提比略·格拉古的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了，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证明是，一天一群暴民高喊着“打倒独裁者”的口号冲进了格拉古的家，并且捣毁了包括他父亲雕像在内的很多家具。

当然这其中领头和组织的一部分人显然是罗马权贵们花钱雇来的，但是显然的是在民众中已经不再是一面倒的支持格拉古了。

于此同时罗马权贵们又另外雇了一群人，在格拉古出行或者演说的时候，在周围喊叫，要拥立格拉古当国王，毫无疑问，这也可以引起一些平民的共鸣。

格拉古的人抓住了领头的几个，经过拷问，证明他们是被雇佣来的，不过这些事情并不能完全洗清的他嫌疑，毕竟有很多人并不是雇佣来的，而是真的希望他当国王，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了。

从这可以看出的当时的民众已经分裂了，当然也可以看出，罗马的统治阶层并不既期望与利用谣言煽动民众自己去打到格拉古，而只是要把水弄混，让民众陷入四分五裂和彷徨之中，然后他们会自己亲自动手，毕竟格拉古派只代表了统治阶层中的极少部分人，他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可以发动民众，而一旦统治阶层确认清理门户时不会引起平民起义，那么他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格拉古决定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

按照罗马的法律，执政官每隔十年才能任一次，但是保民官可以连选连任，在过去保民官势力强大的时候，出过很多常年担任保民官的罗马人。

但是在格拉古这个时代，保民官已经落入了罗马权贵阶级的掌控，除了增加了人数之外，还有了一条默认的潜规则，那就是保民官不能连任。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规则，就像在二战以前，美国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任，这也是华盛顿当年立下的潜规则，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打破了潜规则，然后引起了二战后对宪法的修改。

格拉古希望连任保民官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显然是希望能够通过连任的方式继续推动土地改革的进行。

而另一方面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也是驱使他再次竞选保民官的因素，因为元老院的一些人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他一旦卸任保民官，就宣布他为罗马公敌——这个名词是在罗马政治斗争中的终极制裁，一旦一个人被宣布为罗马公敌，那么他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就都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每个人都可以杀死他或者抢劫他的财产。

但是他们不能宣布一个保民官为罗马公敌，因为保民官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不受独裁官之外的任何人制裁，并且保民官的人身安全是至高无上，任何侵犯保民官身体的人不仅会被立即判处死刑，而且还受到神的诅咒。

所以格拉古显然也是希望保民官的身份能够保护他。

无论是增加保民官的人数，还是限制保民官的连任，都是罗马统治阶级的为了防止保民官势力做大而做出的防御。

罗马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增加保民官人数的方式让保民官之间互相牵制，但是格拉古发明了利用公民大会罢免反动保民官的方法。

罗马的统治阶级希望通过限制保民官的任期的方式，阻止一个保民官壮大自己的声势，但是现在格拉古又决心挑战这一条防线。

毫无疑问的是，通过谣言的攻击，格拉古的声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依然庞大，并且如果他继续连任保民官，如果他找到了继续推动土地改革的方法——比如从阿塔罗斯三世的财产中获得土地改革的基金，这些都会让他重新获得民众的普遍性支持——要知道，民众的心就好像大海上的波涛一样，总是变幻莫测，就像格拉古很不幸的失去了在他担任保民官早期的民众支持一样，罗马的统治阶级也不能保证罗马平民一直处于混乱和四分五裂的状态。

最后的结论已经很明显了，罗马的统治阶级必须现在趁着格拉古的民望处于低潮时就的清理门户——他们必须现在就让他死。

但是要杀死格拉古谈何容易，他是在任的保民官，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企图伤害保民官的人不仅在法律上犯了死罪，而且还受到神的诅咒。

罗马的统治阶级也许可以雇佣一批人去闯入格拉古的家去打砸抢——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保民官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但是想要雇佣一批人去杀害保民官，他们很难这么大胆妄为的人。

而且格拉古并不是毫无防卫，实际性上他在这一年时间里，一直对自己严密的防卫着，一批铁杆支持者和格拉古家的武装奴隶护卫着他的安全，所以不仅仅是要雇佣一两个杀手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大批人手来进攻，看起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元老院的杀人计划——

时间：保民官旋举日

地点：罗马战神广场

罗马战神广场是位于城郊的一大片空地，这里是罗马军队进行检阅的地点，所以被称为战神广场，同时也是举行公民会议的地方，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才能容纳下足够人。

因为保民官选举属于平民会议，罗马的元老们无权参加，每当这种会议，他们只能聚集在广场旁边的忠诚女神庙内等候旋举结果的消息。

参加行动人员：罗马的元老们，以及他们的心腹的随从和武装奴隶。

杀害保民官是死罪，而且是受到神的诅咒，罗马的元老们是无法靠花几个小钱就雇佣到人手做在这种掉脑袋的买卖，所以他们必须亲自动手，他们从自己家的食客和奴隶中精选了一批人手，其中一些作为保镖和护院的武装奴隶是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这些人都是深受主人恩惠的，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

行动方式：突然袭击

尽管集中了很多精锐力量，但是依然不能保证元老院占据优势，提比略·格拉古的身边有很多人保护，包括他的铁杆支持者和格拉古家族的武装奴隶，后者这些人也是受过专业武艺训练的，其中一些人在衣服下面暗藏短剑，所以这次行动绝对是有生命危险。

而且行动时必须在公民集会上，很难保证群众见到提别略被围攻时会有什么反应，是否会看热闹，还是突然良心发现，去保护曾经的平民领袖。

所以行动必须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才有机会。

武器系统：短剑加座椅板凳拆卸的木棒

为了不惊动对方，元老院方面也除了在衣服下面暗藏一些短剑之外，无法携带更强大的武器，所以元老们把主意打到神庙里面的桌椅板凳上，虽然比不上长矛的威力，但是毕竟一寸长一寸强，通过拆卸这些座椅板凳可以获得长兵器，这一点泥腿子们就不占优势，因为他们在广场上是站着开会，没有太多座椅板凳可用，而且如果遭到突袭，也没时间拆解这些东西。

当保民官旋举日到来的时候，提比略·格拉古带着支持者和保镖，穿着一身丧服来到平民大会现场，他带着悲痛的心情对罗马的平民们进行演说，他对罗马的平民们说，政敌们已经在威胁他的生命，如果他这次无法连任保民官，那么迎接他的将是死亡。

因为罗马的元老们无权参加平民大会，所以他们只能聚集在广场旁边的忠诚女神庙的门口在远距离张望，一些被挑选出来做事机灵的奴隶们在会场和神庙之间跑来跑去，传递会场内的消息给元老们。

当时元老们看到格拉古在演说台上在提到政敌威胁他的生命时，用手指着自己的头部，却听不见具体他说了什么，大祭司于是询问奴隶们，格拉古说了什么。

奴隶回答说，格拉古在召唤他的党羽们把王冠递给他，他现在就要加冕为罗马国王。

大祭司听了之后，转身对神殿内的元老们大声疾呼：“你们听到了吗？你们还等待什么？

共和国已经危在旦夕，需要你们来拯救。”得到了行动暗号的元老们立即拆卸了会场内的座椅作为武器，带着自己的心腹随从一涌而出，冲向会场的主席台。

而格拉古的支持者们似乎对这一手没有防备，很快元老院一方就冲到了格拉古的面前，在混战中格拉古被木棍击中头部身亡。

失去了头领的格拉古支持者陷入混乱，元老院一方乘胜追击，在会场内外先后击毙300多名格拉古的支持者。

在这场血腥的战斗之后，元老院又迅速通过法令，先是特赦了这些杀害保民官的人，然后在统治阶级内部清理门户，一些支持过格拉古土地改革的贵族们有的被杀，有的被驱逐。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格拉古的尸体先被曝尸在广场，然后被扔进台伯河，禁止格拉古家族的人来收尸。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的被杀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谋杀，通常谋杀应该被谴责，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人类的道德总有其局限性，在所有的道德后面都有自私的利益属性的驱使，所以的这篇文章尽可能避免卷入注定无法尘埃落定的道德层面的政论，而集中于技术层面的阐述，确切的说，这就是一片纯技术文，一篇关于人类统治的技术性研讨。

我们说一个人被他的敌人杀死，那么他为什么会被杀，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弱小或者因为他不够谨慎，如果他足够强大或者足够谨慎，那么他就不会被杀。

按照历史的记载，在这次政治谋杀中，罗马元老院的绝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按照元老院定额300人计算，我们大致估计会有200到250人，假设每名元老带着的保镖和随从数量是3到5人的话，那么这次元老院动用的人数大致是一千人上下。

而提比略·格拉古方面来说，在整个事件中被杀的人有300人，其中一些人是在会场外被杀的，也就是元老院方面做了追击，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把每一个格拉古派的人都杀死，可以想象的是，即便是在战场上，除非是像坎尼战役那样被包围，极少有多数人被杀，而且这是在场面复杂的会场，里面还有大量看热闹的民众，所以即便是对方做了追击，被杀的也仅仅是少数人，做一个合理的估计的话，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大体上，双方的兵力大致相同，格拉古一面很可能占有优势。

当然决定战斗胜负的不仅仅有人数方面的因素，还设计人员的装备和训练，战术上的安排等等。

从人员素质上看，元老院方面显然占据优势，其中很多人是受过训练的武装奴隶，其余人也从食客里选拔的精锐人选，而罗马元老们自身几乎都在军队里服过役，所以都有战斗经验。

而格拉古方面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农民。

从武器装备上看，双方都在衣服下面暗藏短剑，但是元老院们拆卸了板凳作为长兵器，所以武器上元老院一面也占有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并没有达到压倒性的局面。

换句话来说，元老院一面十有八九可能击败格拉古的队伍，但是如果说一定能把处于众人保护中的格拉古本人杀死的话，那么这个难度并不小。

但是结果如何呢？

按照记载，当时元老们带人冲上来的时候，格拉古一方被打蒙了，在支持者还没有做出反应之前，元老院队伍已经冲到了格拉古面前，开战不久，格拉古就被用木棍击中头部而死。

几乎可以这么说，格拉古一方几乎是被一开战就来了一个斩首行动，对于一个组织并不严密的团体来说，失去头领对他们士气打击肯定非常严重，在剩下的时间里只能是四散奔逃的状态。

所以说，格拉古的死，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他自身的不够谨慎所致。

他一厢情愿的认为，元老院不敢对一个在任的保民官动手，相信只要他还是保民官，那么他的人身就是安全，元老院的公开报复只会在他卸任之后，所以他决定通过连任保民官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在这之前，对方最多也就是雇佣几个亡命徒做几次撞大运似的刺杀，而对这些格拉古是充分准备的。

而元老院恰恰就是利用他对保民官身份的这一盲目迷信，出其不意的攻击，占据了战术上的突然性，所以才能顺利的杀死格拉古。

为了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时间地点的选择上，元老们也非常有讲究。

他们没有选择某个毕竟的小巷打伏击，而是选择了人山人海的战神广场，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和地点，他们才能凑足一支足够多的队伍而不引起对方的警觉。

同样为了达到突然性，他们也不能给自己队伍装备长矛盾牌等大威力武器，而是非常聪明看到了元老们屁股下面的座椅板凳可以利用，因为有了长兵器，这样对付只有短剑的格拉古一方，就占据了明显的装备的优势。

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突然性的优势，他们也要为此冒着风险。

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这是一个人山人海的会场，除了冲突的元老院和格拉古双方，还有上万人的吃瓜群众，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半年之前还都是格拉古的支持者，如果格拉古对他们发出召唤，如果他们受到召唤而良心发现，如果他们因为良心发现而采取行动，那么元老们光靠一千多个拿着木棍的人手是不足以抗衡的。

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谣言攻势和民意调查，元老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是人毕竟是感性的动物，在这种人群聚集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他们必须争取第一时间就击毙格拉古，避免他对民众进行呼唤，如果陷入混战，时间拖得越长，那么变数就越多。

当然格拉古一方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很可能相信对方没有胆量在会场里动手，但是显然他对对手的胆识过低的估计了。

从整个行动的过程中看，显然元老院一方占有人员素质要远远高于格拉古一方，其中有很多受过训练的武装奴隶，但是最后击毙格拉古的不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奴隶，而是恰恰是被一个元老用木棍击中头部而死，可以看到在整个行动中，元老们一直事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大风险，很多格拉古的支持者都在衣服下面暗藏短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一剑捅死。

那么我要分析一下元老院一派的人手的成分。

成分之一，元老们的食客，这些人构成了行动中的大部分人手。

所谓食客是古罗马的一种人身庇护关系，通常罗马的政治上强势的家族也是大的土地所有者，其中一部分土地是自己直接经营的，使用奴隶和雇工来耕作，一般来说属于最肥沃的部分或者是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

而大部分土地以地租形势出租给其他人耕种，这些佃户和地主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我们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制度，佃户除了给主人缴纳地租之外，还附有其他的义务，其中就包括为主人的政治上的造势和提供武力。

而佃户陷入经济困难，疾病，或者被别人欺负了的时候，主人也要提供经济上的救济和法律上的帮助。

在罗马共和时代，一个家族拥有多少忠心耿耿的食客，是他们政治势力的基础。

在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因为涌入的大量财富而变得市井繁荣，这种庇护制度也蔓延到城市里，一般来说，在城市中的食客大部分都是被释奴。

这些被释放的奴隶，有的是在主人家经营的生意里充当雇员，有的则是自谋生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奴隶在被释放之后，并没有完全摆脱和原来主人的关系，他们之间依然抱有庇护制的义务，通常还以过去主人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一旦有事反生时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

后来的大军阀苏拉未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曾经释放了一万多名奴隶，在罗马城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科尔内利乌斯族。

但是无论当时行动时，这些食客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要想他们冲在最前面都是有难度的。

谋杀保民官在法律上是掉脑袋的事情，而且当时的人也是比较迷信的，相信这件事的诅咒还会祸及子孙，也许他们可以对格拉古派别中的泥腿子们动动手，但是要想他们对着格拉古本人的脑袋抡棒子，那就需要多借几个胆子给他们。

甚至来说，为了保密，元老们在行动之前，甚至没有通知这些人具体的细节。就像在军事行动中，普通士兵也仅仅是按照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直到最后展开行动时才会知道具体的细节。

在他们看来，主人们也许仅仅是像过去一样要求他们去会场起起哄，闹点事，妨碍格拉古的演说而已。

成分之二，元老们的侍从奴隶。

这些侍从奴隶，在日常生活中紧紧跟随着主人左右，充当保镖和跟班的角色，他们通常都受过武艺上的训练，并且和主人关系亲密，受过各种恩惠，在政治上忠诚，在武力上管用。如果主人叫他们去卸某人一条腿之类的事情，他们绝对会二话不说。

但是即便如此，谋杀保民官这件事是在太大了，他们有利于相信，做了这种事情后，他们主人是无法庇护他们的，甚至来说，他们有可能被扔出去给主人顶罪。

所以要指望这些人冲在最前面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元老们亲自冲在最前面，然后武装奴隶们看到主人在冲杀，自然会明白自己没有被利用去顶罪的危险，自然和主人们心心相印，紧随其后，然后食客们才能够鼓起勇气，跟在后面。

在这次行动中，元老们冒了很多肉体上的风险，他们冲在最前面，有可能被对方一剑捅死，也有可能被人一脚提中胯下而从此不能人道，无法继续临幸新买的女奴——在生活的如此富裕舒适的阶层中，敢于冒这些风险的都是很难得的品质。

即便是行动顺利，他们免于战斗中的直接伤害，那么事后事情也并不容易了结。

因为他们谋杀了保民官，他们犯下了死罪，唯一的期望是元老院能够迅速的通过一个赦免的决议。

从数学上说，这似乎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目，元老院多数决定就可以赦免，而大部分元老参加了对格拉古谋杀，然后杀人犯们聚集在一起投票赦免自己，多简单的过程。

不过现实政治中，绝对不是数学题这么简单，尽管大部分元老参与了这次谋杀行动，但是依然有一少部分元老是站在格拉古一边，其中包括格拉古的岳父，首席元老克劳狄乌斯，他代表了罗马政坛非常强大的克劳狄乌斯家族。

虽然 他们是少数派，但是如果一旦罗马的平民们在格拉古被杀之后发生暴动，那么为了安抚民众，这些人就会借机提议把一批参与这次谋杀的元老们扔出去平息民众的愤怒。

所以这不是一道数学题，只要是参加这次谋杀行动的元老的脑袋，距离刽子手的距离都不会太远。

实际性，后来作为整个行动的指挥着，大祭司纳吉卡就是因为害怕遭到平民的报复，而选择移居到罗马以外的地方。

当然从行动之前的民意调查中，元老们大体可以摸清，因为格拉古被杀而爆发民众暴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民众的心，就如大海一样总是变化莫测的。

举个例子来说，后来谋杀凯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一伙就是最后栽在了凯撒的葬礼上。

本来谋杀凯撒的元老们已经经过民意调查，认为杀死凯撒后发生平民暴动的可能性很小，只要他们能够在之后和凯撒的副手如安东尼和雷必达达成协议，让他们控制住军队，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在后凯撒时代，充当两个小号的庞培，那么那么罗马的政坛局势就可以恢复到过去的年代里。

实际上，后来的形式发展也确实如他们的估计，在凯撒之死之后，罗马城内并没有发生平民暴动，元老院势力控制住了罗马的城，安东尼和雷必达狼狈的逃了出去，然后双方进行了谈判，安东尼和雷必达同意合作。

不过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忘恩负义，安东尼和雷必达要求元老院允许自己在城内给凯撒举行一次公开的葬礼，于是元老们让步了，这次让步导致了他们毁灭。

在凯撒的葬礼上，谋杀凯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等人出席的时候，当时还有很多人对他们欢呼，说他们是消灭暴君的英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罗马城内平民的民意依然是站在元老院们一边。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里，民意却出现了一把八十度的逆转，因为安东尼进行了讲演，他先是歌颂了凯撒的功绩，然后诉说是凯撒为罗马城内的平民做的好事，最后当他宣读凯撒的遗嘱，里面写到将大部分财产都分发给罗马城的平民时——那可是一大笔钱——罗马公民们被感动了。

接下来安东尼撕下凯撒遗体上的长袍展示伤口，还拿出凯撒遇刺时的血衣，来进行控诉，最后这次葬礼演变成了一次平民暴动，彻底终结了元老院的统治。

在大格拉古死后，元老院选择把他的尸体投入台伯河，而不允许为他举行葬礼，除了这是对他的一种惩罚，以及对其他民粹主义分子的警告之外，也是对有可能出现的民意变化的一种防备。

因为举行葬礼，就意味着有大量民众聚集，然后就可能出现煽动者和不必要的的变数。

毕竟民众的心就像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即便你可以推测气候和洋流，相信未来将是风平浪静，但是也难免会出现突如其来的疯狗浪。

当然，如果凯撒的遗嘱里没有把大笔的钱分给平民，如果元老院面对的不是一个安东尼和一个雷必达，而是两个雷必达，那么他们本来应该能够成功的，但是马克·安东尼天生是一个莽撞和爱冒险的家伙，这样一个怪胎是不能用常理来进行衡量的。

但是即便是如此，如果罗马依然是一个自耕农社会，那么这些事情也不那么容易发生，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土地，按部就班的种地和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生活的的人是不容易被煽动的，而生活在城市中考打零工生活的贫民则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给他们发点钱就能让他们激动不已，从苏拉的独裁统治开始，大大小小的罗马政治家和军头们都明白这个秘诀。

最后说的一句是，在这次行动中，罗马的元老们不仅承担了直接在战斗中丧命的风险，同时也承担了事后被追责的风险，可以说，他们是把自己的脑袋绑在裤带上搞反革命才捍卫了自己统治权。

这对于一个社会中处于最幸福状态的一小撮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品质。

要知道在当时的世界上，环地中海地区是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而是罗马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而罗马元老们又是处于这个霸主国家最上层的一小撮人。

如有有可能做个调查，看看现在的富豪榜上有多人愿意为了捍卫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干掉脑袋的事情，恐怕没有几个。

在南北朝时，南朝士族在兵乱到来时，宁可抱着金银锦缎在床上自杀也不愿意起身用武力保卫自己，明朝末年，士大夫们表现不比被去了势的太监们有种，这就是一种统治阶级的退化。

而在当时的罗马最高的统治阶层中，你完全看不到这种退化，他们依然牢牢把握着军权，有技巧和有准备的操纵着舆论，并且在关键时刻敢于亲身冒险去捍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