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成绩小学好，男孩后劲足”，真的吗，为什么？

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上第一节课，就能摸清楚一学生有没有所谓的“后劲”。判断依据不是性别，而是这个学生具体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回忆recall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所动用的具体策略。

从根上讲，这不是一个性别问题。但它很可能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性别问题。

我举一个数学中的例子。该怎么确保在学三角函数的时候，不把正弦和余弦函数的性质搞反？像画图像，我碰到的半数学生，会存在把正弦画成偶函数，余弦画成奇函数的偶发性错误。因为只是偶发性错误，因此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记了个颠倒。但我们能把这个错误简单归结为粗心吗？

如果学生在回忆这个知识点时，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为粗心，那么他就被我划归到“危险分子”的类别里了。如果整个高中阶段，他面对所有类似的问题时都持同样的态度，那么这个学生一定不会有所谓的“后劲”。当然这不代表他一直都如此，所以还得结合其他因素做判断，目前，这个学生只是一个“危险分子”。

为了进一步判断学生的真实学习能力，我会进入到第二步，我会问他: 该怎么防止自己再出现类似的错误呢？面对这个问题，一般有三类回答。

第一类，就是说“要多背多看”，差不多就是要搞成肌肉记忆那个意思，又或者说要细心，要反复检查。总之，是从可见的操作程序入手去解决这个记忆上的问题。

第二类，则是试图把知识还原回更基础的层面，给自己找到一个绝对不会出错的思维锚点，比如把三角函数图像问题还原回初中阶段背诵的“对边比斜边，邻边比斜边”，他已经在初中通过反复背诵把这条知识搞成过绝对不会出错的肌肉记忆了，因此现在只需要动用一点逻辑推演，确证一下邻边比斜边的余弦有没有可能是奇函数就好了。

第三类，则会把当前出错的知识点联系到更高层级的知识，在一个框架更完整的逻辑系统里去寻求自己所犯错误的真正根源。在这个三角函数图像的问题上，他很可能会说: 啊，不对，如果正弦函数是偶函数，那么就得规定y轴是始边。这意味着他通过这个错误，意识到了在定义任意角时，规定x轴正半轴为始边这件事，与整套以x轴为自变量，y轴为因变量的函数图像体系，是内在自洽逻辑连贯的。对错误的思考，并不是把错误当做错误，而是把错误视作了另一种可能，并指出对整个体系做何种合逻辑的修正，有可能让错误不再成为错误。这意味着，他的理科思维是高度自由的。并且由于其思维的自由，这类学生给出的回答会多种多样，不止局限于我所举的例子。

如果这三类学生当前的数学分数相差不大。你觉得我会把谁认定为“有后劲”，谁是“没后劲”？

这个事其实是显然的。

第一类是大概率没后劲的。第二类是大概率有后劲的。第三类，如果是拔尖的学生，那没什么可意外的，如果成绩平平，我则会怀疑他最近是不是早恋了，又或者遭了什么大变故，然后跟他父母说要关注一下学生的生活，只要生活状态稳定这个学生学习上一定行。

这三类策略的区别当然是很明显的。你只要有阅历，也不需要有学习上的天赋，就能意识到，这种区别。但是，说明白这区别背后的根本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在这里姑且试一试。

第一类策略，是非常好“绩效化”的。绩效化意味着两点: 1可量化，2可观察。学习时采取可量化的策略，往往意味着对“一份努力一分收获”的信念。但这是不足以概括出全部的学习规律的。学习存在质变的顿悟，这个顿悟当然需要量变的累积为前提，但只有量变积累，是不足以触发它的。量变的因素可能在前期能体现出优势，但到了后期，所有人都因为时间拉长积累充足后，那前期的优势也就被抹平了，于是就自然表现为后劲不足。像数学中基础计算和基础知识点，当然是可以也应当通过多练多背去内化为肌肉记忆的。但是，这个事你用高强度的练习去积累三年，和别人用低强度的练习去积累三年，能有多大的差距呢？它很容易就溢出了。

而更致命的是对“可观察”的执念，这意味着学生的学习带有“表演性”成分。这个表演的对象可能是家长老师，可能是同学朋友，更可能是学生自己。每天做了多少练习，复习了几页笔记，背诵了几遍公式。按我的认识，这种执念不可能是学生自己发展出来的，它一定是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被外界规训以及自我规训出来的。那么我想问，在两性之中，谁承受了更严重的社会规训呢？谁正是那个被期望成为更具有“社交敏感性”的性别呢？我不能断定这里存在因果联系。但女性在学业上的“无后劲”现象，和其所处的被规训地位，是共存的，而我倾向于认为其中必有蹊跷。

而对于后两种策略，我不想在这里去复述它的优势，更不想去论证现实中男生与女生相比，究竟谁更具此种素质。我在这里主要是想呼吁诸位注意到一点，这两种策略，无非都是要做到能够在某一抽象规则系统中“自由航行”，第二种是“向下的自由航行”，第三种是“向上的自由航行”。它当然要求学生要具备某种天赋式的能力和想象力。但更重要的是，他首先必须得明确地意识到: “规则并不意味着束缚，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先这么做再那么做，并不意味着一套固化的操作程序，有规则和无规则一样，其实都意味着无限可能。”

学习stem学科的过程，无非是在臣服于stem学科的规则体系的同时，致力于成为规则中的统御者，获得规则之内的绝对自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向神权秩序宣誓忠贞、在上帝面前称仆的同时，其实也意味着他在人间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自由权力。就像当代世界的美国，可以一方面声称自己遵守某种国际规则，一方面又到你家门口强调“自由航行”。这是千百年来父权制社会的运作逻辑，男性从出生起就被期待成为这样的“掌控者”，我们也很自然地就获得了对这种能力的想象权利，我们听着英雄故事长大，将严酷规则下的历史斗争浪漫化，为了满足那些外部期待，会主动去贴近那些抽象的宏大秩序，甚至把它视作自己的道德理想。这是男性从小接受的另一种规训，我们习惯于此，因此在面对stem学科那秩序森严的宏伟图景时，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一种共振，更愿意去亲和它，更容易产生在其中自由探索掌控雷电的冲动，尽管这个冲动经常只是一种中二发作。

回到最初的观点: 我不认为这在根儿上是个性别问题，但它很可能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性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