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在有哪些厉害的华人黑帮吗？

怒罗权，是日本政府在2013年认定的准暴力团。最初它由一群在中国长大的日本战争遗孤在1986年组建，曾被认为是让日本黑帮最害怕的组织。

最近，因为一场百人斗殴，怒罗权再度登上媒体头条，走进人们视野，成为讨论焦点。

“10月16日下午，位于东京池袋的「陽光城60（サンシャイン60／Sunshine City 60）」58楼的法餐厅，发生了一场百人规模的斗殴事件，警方调查显示，该晚会是由2代中国残留孤児组成的不良组织‘怒罗权’为迎接出狱成员举办的。”

——NHK，2022年10月17日新闻播报

当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怒罗权”这三个读起来绕口的文字，可以看到很多相关信息：

持械抢劫、当街谋杀、贩毒、收取保护费的劣迹，搭配凶残的手段，这些字词，让怒罗权在不断的赛博演义中，成了重塑日本暮气黑道的新势力。

这听上去很像是一群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重返故国，用暴力征服日本的网络爽漫。但这些归国的战争遗孤为什么会组织黑帮，又为什么成为日本眼中的严重社会问题？网络资料显得语焉不详。

事情何以至此？

在52年的人生中，作为怒罗权初代总长的佐佐木秀夫有近10年的时间在监狱中度过。在通过黑帮街头传说，收割到人们足够多的想象之后，他决定松弛眉头，跟我们讲述有关怒罗权的过往

在很多人眼里，所谓的“黑道首领”意味着心狠手辣与沉默寡言。

但佐佐木秀夫和他的组织，更像是一片在多重宏大叙事激流中被不断冲刷的枯叶。

1970年，佐佐木秀夫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的某村出生，在11岁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荣兴。

在小时候，他最怕两件事：

一件是他爹家暴。在记忆中，因为妈妈帮同事刷碗，父亲把妈妈的脸打到变形，重伤住院。

另一件事，则是村里放电影。

在他生活的村庄里，每月有一次电影放映会，从镇上来的电影放映员会载着电影，在村广场放各种爱国主义电影，这是大多数孩子们的快乐时刻，也是佐佐木秀夫最痛苦的时刻。

成年人对着银幕拍手叫好，孩子们则一边骂着“小日本鬼子”一边拿着石头砸他，拿木棍模仿刺刀扎他。“我那时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叫我日本鬼子。”佐佐木秀夫回忆。

但这种待遇，并不仅仅来自孩子，也来自成年人。

比如他们会无端遭遇深夜审查，让他们跪在广场磕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佐佐木秀夫总想逃离。每次放羊，他看着遥远的山，就想翻过去看看那边的世界，想换个活法。

在不久以后，这个愿望就被实现了。同时，他也领悟到了这个家庭悲惨境遇的缘由——来自时隔并不遥远的历史仇恨，因为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是战争遗孤。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发起进攻，关东军一触即溃。

在这场战事发生6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战争结束，700万日本侵略者从各地被遣返。在1945年到1946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有超过100万的日本人完成了遣返工作。

但在这场庞大的人口迁移中，一些日本人因为各种原因被遗忘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善良的中国民众收养，长大成人，结婚生子。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群体约有4000人。在中国，他们被称为“战争遗孤”。在日本，他们被称为“中国残留日本人”。而佐佐木秀夫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捐赠衣物给贫穷的遣返者，妇女与孩子急需》，1945年资生堂公司救济海报，山名文夫绘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些在中国已经组建家庭的战争遗孤获得归国机会。

1972年到2000年间，战争遗孤带着家眷回到日本，共计19163人。佐佐木秀夫的母亲也在1979年带着他的7个兄弟姐妹先行回到日本，随后在1981年底，又来接他回国。

这是一次预料之外的返华。

彼时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佐佐木秀夫出了车祸，伤得很重，昏迷不醒。父亲给他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妻子：“你最小的孩子可能撑不过去了，你回来看看吧。”

其实，长大后的佐佐木秀夫知道，母亲归国之后，压根儿就没想再回这个充满暴力的家，她选择隔三差五地往家里打钱寄物。这些钱足以让他和父亲在村里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父亲总是希望索要更多。

话说到这个份上，佐佐木母亲决定行动起来，她从日本回来，又坐着马车到村里，刚一进家，她就被控制了。“当时我的父亲对妈妈说：如果你还想去日本，就带我们一起走。虽然我不想他跟我们一起去，但妈妈还是妥协了。”佐佐木秀夫回忆。

在从唐山去日本的路途里，他看见了长城、天安门，也看见了首都机场。当在机场听到妈妈讲国际电话的时候，佐佐木还是没有搞清自己的身份，只是好奇为什么妈妈会说自己听不懂的话。

但好奇总归被期待掩盖，在那时，他想：“原来我真是日本人啊，这样的话去了日本一切都会变好吧，至少不会被打，不会再被叫日本鬼子了。”

1981年初，佐佐木秀夫从成田机场落地日本。

在当时，中国残留孤儿（战争遗孤）作为有价值的政治选民，受到了日本媒体的关注，在上野的酒店住了一晚后，佐佐木一家被送往了位于东京江户川区葛西的常盤寮。

所谓常盤寮，就是日本政府为战争遗孤准备的免费住所。

这个在臭水沟旁的建筑一共三层，一层6间，居所面积不大，还要跟其他人共享厨房、浴室和厕所，按中国的经验来说就是筒子楼，但在那时的佐佐木秀夫看来，这种标准相较老家，绝对算得上豪宅。

除了住房让佐佐木秀夫欣喜之外，充足的食物也让他更加相信日本是天堂。

在去日本生活之前，佐佐木秀夫最喜欢吃的就是糖，但在那个白面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的村子，糖更像是奢侈品。“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几乎就没吃过糖，我们那会最期待的就是婚礼，因为婚礼可以抢到几颗喜糖吃。”他对我说，“但日本有很多甜食，真的是天国。”

这种饥饿换来的是报复性的进食。在刚到日本初期，佐佐木秀夫自创了一种吃法，那就是拿大量的白糖拌米饭，从五年级到初一，他整整吃了3年。

但很快，随着生活的延长，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打碎了佐佐木秀夫对天国的想象。

在物质生活变得丰富的同时，歧视与暴力并没有消散。

在刚到日本的前两年，佐佐木秀夫在葛西小学学日语，但老师总会拿他的身份进行攻击。甚至因为有一次佐佐木秀夫错将室外鞋穿进教室，就被老师怒骂：你们这些中国人，脏死了，赶紧滚回国。

这种歧视，不仅来自成年人。

因为听闻日本学校有因为方言歧视他人的传统，佐佐木秀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努力学习日语，试图更快地融入到学校的环境中。但这，并没有让他逃离被歧视乃至暴力的厄运。“总有高年级的学生，会毫无缘由地殴打我。但那会我只有11岁，我只能忍耐。”他回忆。

战争遗孤子女的同伴，也不是他的同温层。

在佐佐木秀夫的日语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来自东北地区，只有他一个是河北的，所以他说中文也会被讥笑。“但当我跟他们说日语的时候，他们又会说都是中国人，你说什么日语啊？”他说，”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说话，因为怎么说都会有问题，很孤独。”

本以为来到了天堂，却发现在富足的生活背后仍是炼狱。

于是，忍受不住的佐佐木秀夫，决定以暴制暴。

“有一次我又被高年级同学霸凌，当看着拳头朝我脸过来，我觉得不反抗会死吧，于是也出拳了。”佐佐木秀夫第一次反抗，源于对死亡的恐惧。

在反抗的过程中，身边的朋友也渐渐多了起来，他感受到了友谊的重量，而这个字，也将继续伴随的他一生。

葛西中学时期，佐佐木秀夫跟高年级同学有了矛盾，人叫他放学别走，叫了两个足球体育生一块儿在门口等着他，在他打算独自硬着头皮过去迎战的时候。几个遗孤后代站在了他的旁边，打算跟他一起去。最终胜利的结果，换来的是没有高年级学生敢再来欺负他们了。

在这时，佐佐木秀夫和他的伙伴们不再满足于自己不受欺负，而更是希望这个群体不再被欺负。“那会我们班有个遗孤的孩子，每天都被打得鼻青眼肿的，他来找到我们希望能不再受欺负。我们知道老师不管，所以希望校长能出面调停，因为听说他很有威望。”他回忆。

佐佐木秀夫带着他的朋友，通勤两小时找到了校长，见面之后就单刀直入地讲述了遗孤子女被霸凌的问题。而这位传说中很有威望的校长，只是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不要打架，他不会再受欺负，我会处理的。

试图通过大人世界解决问题的希望，最终破灭。当看见这个同学依旧每天挨打，佐佐木秀夫带着朋友击溃了这群不良少年。“我当时知道校长那句‘他不会再受欺负’，并不会让我的同学好过，因为青春就这么短，难道他要在忍耐和等待中度过吗？”佐佐木这样解释道。

在这样的态势下，佐佐木秀夫的小群体，就变成了遗孤子女中庇护所般的存在，而他也在其中感受到了友谊和团结的力量。

1986年，佐佐木秀夫和他的朋友即将从江户川区立葛西学校毕业，为了纪念这段友谊，他决定为他们的小组取个名。

这一想法跟当时的日本流行文化密不可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青少年群体流行帮派文化，从穿搭到生活方式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我最爱看的是在《少年king》杂志里连载的《湘南暴走族》，倒不是因为打斗的画面，而是其中那种为彼此牺牲的友谊特别令人感动。”佐佐木秀夫说。

最终，佐佐木秀夫决定以“龙”命名他们的小组。因为他觉得他们七个都是来自中国的战争遗孤，而龙是最能表现中国元素的图腾。于是，他们买来油性笔在帆布鞋上用片假名，写上了——「ドラゴン（龙）」。

这七个人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个念做“dolagon”的组织，会从开始避免歧视与欺负的组织，变成日后日本主流社会闻着色变的准暴力团。

随着“龙组”的不断壮大，他们与日本不良青年的摩擦也变得越来越多，凭借田径特长升入东京学馆浦安高校的佐佐木秀夫，在16岁时第一次被捕。

在被捕时期，他跟一个名叫“荒武者”的暴走族头目进行了业务交流，对方告诉他：龙这个字又难写，又难读，如果想做大做强，就得赋予它一些意义。

于是，佐佐木秀夫就把龙这个字的读音进行拆解，在词典里泡了一天，最后将龙组扩写为：怒（Do）、羅（Ra）、権（Gon）。

“怒代表被歧视的愤怒，罗代表像修罗一样战斗，权代表争取权利，这是我对这三个字的真正理解。”佐佐木秀夫说，“在中国，我们被当作日本鬼子殴打，在日本，我们被当作中国人歧视，我们到底是哪国人呢？凭什么要遭受这种对待呢？”

怀着这样的愤怒与委屈，怒罗权诞生了，佐佐木秀夫也成为了这个组织的初代总长，在很长一段时间负责组织的领导工作。

虽然在对话中，佐佐木秀夫并没有对这一段信息展开交流。但通过新闻和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这一组织在与日本社会的不断摩擦中，成了日本主流社会所担忧的社会问题。

从80年代末开始，怒罗权变得越来越危险，从开始的钢管，逐渐演变成求生刀等利器。

最终，在浦西事件中，拿着求生刀的怒罗权刺死了对方的成员，成为日本当时的舆论热点。“从这时起，他们看我们更像是怪物了。”佐佐木秀夫说。

这一事件很快点燃了日本主流社会对怒罗权的好奇与焦虑，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战争遗孤子女群体的同情心。

比如1990年12月20日出版的《每日新闻东京刊》中《揭露中国残留孤儿二代组成的暴走族——怒罗权》一文，就展现了这种情绪：

7月上旬在东京都江东区的暴走族斗殴事件，警视厅少年二科截至20日已调查怒罗权群体50人（其中未成年42人），速捕故意伤害16人……据调查，7月8日凌晨1点怒罗权少年乘坐车4台、摩托车10台，遭遇专门抢劫摩托车的暴走族「一寸法师」的埋伏……江户川区18岁无业少年身受重伤……据了解怒罗权是由中国残留孤儿二代组成的组织，目的是声张自身权利。

这篇新闻佐佐木秀夫一直耿耿于怀：“明明是别人埋伏我们，我们是受害者，是被袭击的一方，但为啥标题是揭露怒罗权呢？就是他们很担忧我们的存在，我们是他们眼里的外人。”

随着怒罗权名气的增大，越来越多的遗孤和中国偷渡者开始进入这个组织，寻求庇护与机遇。

也就在这时，曾经的“互助组织”的样貌也开始逐渐黑手党化——收取保护费、抢劫、斗殴、敲诈、贩卖非法物品，想象中黑帮做过的事，他们都做过。但不同的是，怒罗权始终无法形成像指定暴力团那样的集权统治，他们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邦，定着名号，各干各的。

在一些采访中，佐佐木秀夫曾提到在2008-2009年，他曾试图通过集会的方式，来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但最终他发现，改革并不有效。

他认为曾提到过去怒罗权能够凝聚的共同语言是歧视，而如今，随着日本社会的开放，人们针对战争遗孤及其后代的歧视已经变得少之又少，怒罗权失去了最初凝聚的土壤，又不具备日本传统黑道的管理体系，很难实现想象中的能量。

于是，共计蹲了十年监狱的佐佐木秀夫决定换个活法。

“怒罗权没有未来，只是很多人拿这三个字当幌子干坏事而已，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当个有钱人，尽管没有到富翁的程度，但已经很不错了。”现在身为木匠的佐佐木秀夫，在视频里这样对我们说。

尽管话说起来十分轻松，好像已经跟过去的生活做了割离，但在生活里，他仍然试图维护怒罗权的声望。

除了怒斥之前一个叫王楠的人诈称怒罗权，他就专门跑到了youtube上开了个名为@正統版怒羅権列伝初代佐々木秀夫公式チャンネル的账号，天天直播讲故事，讲述怒罗权的各种故事。

单看他颇有喜感的youtube的名字，你就能感受到他对怒罗权这三个字的在意。

其中缘由并不晦涩，一个儿童时期因为“没有国籍”而遭遇不幸的男孩，在反抗中和伙伴组织了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给予了他此前从未有的尊严、安全感乃至财富，自然也就成了他最在意的东西，因为怒罗权，就是他和他的伙伴的人生。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木匠和youtuber，在工地一天一万日元，我讲故事主要是想在世界上留下些痕迹。”佐佐木秀夫说，“虽然算是有了正业，但我仍然是怒罗权，很多人把它理解成黑道，但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代表着我会和不公平抗争，为了家人和朋友，我依然会挺身而出。看到怒罗权的不实信息，我也要说出这件事的正史。”

在佐佐木秀夫之后，怒罗权在犯罪化的道路不断滑落，案件的戏剧性，让怒罗权在中文互联网上变成了猎奇故事。

很多人愿意把它当成是一个完美的黑帮故事或是一部刺激的动作片。

而我更愿意相信，佐佐木秀夫和怒罗权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寓言。

它揭示了当一个邪恶帝国的计划失败之后，所产生的后遗症，带给自己子民的伤痛，究竟能有多悲伤，又究竟能有多荒谬。

在我们的采访最后，我问了佐佐木秀夫一个问题：你有过后悔的事吗？如果回中国你想干嘛？

“我不后悔任何事，也不想念中国，但如果回去的话，我想去老家看看：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