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无论网红歌手还是实力派歌手，他们为什么写不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种水准的歌词了？

《我的祖国》这首歌的作曲者刘炽在50年代末期的“反右”风潮中被开除了党籍，直到1980年经胡耀邦亲自批示，才被恢复了党籍。此歌的作词者乔羽说当年刘炽在60年代初期被从北京的“中央实验歌剧院”贬到沈阳市担任“辽宁省歌剧院副院长”后，就再“没写过比那个时期（指四、五十年代）更明快、更欢乐、更有天才的这种曲子”。文革时刘炽又遭到了批斗。详情见下面这篇凤凰卫视的纪录片栏目《我的中国心》2009年10月24日那一期的文字实录。

中国旋律大师刘炽 在动荡年代中大起大落

2009年10月26日 10:07

此文在凤凰卫视的官方网站中的具体地址是：http://phtv.ifeng.com/program/wdzgx/200910/1026_5447_1404738.shtml

凤凰卫视10月24日《我的中国心》文字实录：

解说：2009年10月1日晚8点，建国六十周年国庆晚会，在雄壮的歌声中拉开了帷幕。这是这首流传了五十多年的老歌，最大规模、最华丽的一次亮相。

王昆（著名歌唱家）：我特别喜欢他的《一条大河》。

乔羽（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词作家）：他的旋律很好，优美动听啊，好唱又好记。

杨鸿年（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指挥家）：每个音符都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每一个旋律都是有灵魂的。

解说：他就是创造这些旋律的人，他叫刘炽，被称为中国的旋律大师。

贺敬之（著名革命诗人、剧作家）：去世11年的时候，重新回顾他让我感慨万端。

曾子墨（主持人）：1937年的一天，在陕北延安的一个土台子上，毛泽东正在给一群席地而坐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学生讲课。今天他主讲的内容是辩证唯物论，黑格尔、费尔巴赫，整个不大的的土场子里，只有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忽然一段不太和谐的呼噜声，从学生中传了出来，毛泽东定睛一看，坐在前排的一个小鬼耷拉着头，早已进入了梦乡，这个小鬼就是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刘炽。那年他才15岁，刚刚从家乡西安来到延安。

解说：1937年的延安，因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驻扎而热闹非凡，刚刚西安来到这里投靠革命的15岁小红军刘炽，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学习。这节课的老师是毛泽东，在毛泽东当老师的课堂上，坐在前排听讲的刘炽竟然打起了呼噜。

刘欣欣（刘炽的儿子）：把那大队长气得捅了他好几次，最后他还是睡觉，最后人家队长都觉得挺丢面子的，那毛委员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打呼噜，呼噜呼噜的，旁边人想笑又不敢笑。

赵征溶（《追寻刘炽和他的旋律》作者）：后来被毛主席发现了，不要惊醒他，不要吵醒他，他没有睡好觉让他睡，让他睡。

解说：几个小时的讲座终于结束了，刘炽被请到了自己所属的大队部，紧接着的是大队长劈头盖脸的批评，而刘炽则低头不语，大队长看着孩子的可怜相，不觉又心生怜悯。

赵征溶：年纪太小，确实这儿学习又困难。

解说：哪个工作岗位更适合15岁的小刘炽，这是大队长在脑海中迅速盘算的问题。在来到延安之前，刘炽曾经在西安的一所寺庙里，跟随一个道士和一个僧人学习过音乐。还是让他去剧团这样的文艺单位唱歌跳舞吧。

赵征溶：这样子呢，他才从红军大学到了那时候人民剧社里面去，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走上了文艺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偶然的巧合。

解说：凭借曾经在三仙庙里，跟随师傅学习的音乐基础，刘炽很快在抗日剧社里崭露头角，在舞台上他终於找到了自己的天地。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经回忆说，那时的刘炽是一个少年天才，他会模仿无论什么，他的才智不可思议。

今天，位于延安被门外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行周年纪念音乐会，冼星海指挥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首次正式公演，抗日剧社的小刘炽和几名队友也来到了这里，坐在台下倾听。和上次听毛泽东讲课不一样的是，这次刘炽并没有打呼噜，而是感动振奋、热血沸腾。一段旋律能将祖国的山山水水，描绘得如此雄壮美丽。第二天，刘炽向剧社领导提出了，报考鲁艺音乐系的请求，领导同意后，刘炽来到了冼星海的房间。

赵征溶：冼星海当时正在拿这个音斗测音，正在搞创作。他站在门口，冼星海发现，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来报考鲁艺的，他说你来报考鲁艺啊，好吧，你进来吧。你唱一首歌给我听一听，就唱了这个《救国军歌》，唱了两首歌，后来呢，说那个节奏比较快，后来就叫他唱一个你稍微慢一些的，他就唱了这个张寒晖的《松花江上》，东北松花江上。冼星海很欣赏，后来说你指挥一个给我看看，他就指挥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指挥过了以后，冼星海只说了一句，你考取了。

解说：考入延安鲁艺这一年刘炽18岁，此时的他，逐渐清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像冼星海那样，为祖国歌唱的音乐家。在那些描写祖国的旋律世界里，刘炽如痴如醉、如饥似渴。

刘锋（刘炽的弟弟）：他交一次作业，星海就很惊喜，第一回好；第二次再拿来一个作业，那不是好了，是很好了；第三次再拿一个作业，他说我喜欢这个，能在全国流传。

赵征溶：冼星海家里面如果说有红枣炖鸡啦，都把他找去，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了，有这么两三个人找去，一边吃，吃饭不重要他们认为，吃饭，同时呢，进行音乐作品的分析。

刘锋：星海临走的时候，1941年啊，给他的《联共布党史》上签了一个字，就是叮咛他要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中国气魄的民族新音乐来。

解说：1940年冼星海去了苏联，刘炽也从延安“鲁艺”毕业。他听从冼星海的教诲去了内蒙、河防，大量吸取民间音乐的精华。就在刘炽19岁这一年，他写出了延安时期的第三部歌剧《塞北黄昏》。

刘欣欣：好像流水线一样，刘炽在那前面写，那歌剧本子写了，刘炽在那儿写，后边什么刻蜡版、什么油印的在后边，那边勤务员做饭的，就三天三夜没动地方，等到歌剧写出来，三天以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升出来，刘炽呢，愣给累晕了，愣是给累晕了，给抬到延安的中心医院里头去抢救，完了以后在医院里睡了大概两天两夜，就愣是睡不醒。

解说：就在刘炽一腔激情尽情燃烧的时候，1942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袭来，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刘炽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特务，隔离审查。

赵征溶：由于审查期间失去了人身的自由，失去了他所最渴望的创作的自由，所以他感到苦闷、感到无奈。

刘欣欣：应该是，他毕竟他太年轻了，他没办法理解，就不管抢救运动它当时有什么意义，可是作为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

赵征溶：有一次，在看他的，看守他的叫韩明达这个人到延安去看病去了，这样子呢他一个人在家，他一天在夜晚就到了延河边。在去之前写了“再见了，我不是特务”，想赴延河而去。但是，这时候人呐，他是矛盾重重的，他想到了我就这样的走的话，谁能证明我不是特务，谁能证明我无罪呢？后来想来想去，自己耷拉着脑袋慢慢地跑回去。

解说：1944年，李德胜在延安边区政府的礼堂里，向在抢救运动中，被错整的人鞠躬道歉。此时的刘炽在台下泪流满面，瘀积很久的委屈，终于得到释放。

刘欣欣：就每一次当他有了大的波折以后，就是他自己个性的那种，他不是求生的欲望，就是那种奋进的、那种向上的那种精神都会占上风。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抢救运动以后，很快他就写了《胜利鼓舞》。

解说：“抢救运动”后不久，遥远的苏联传来喜讯，苏联红军向德国法西斯开始大举反攻，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鲁艺秧歌队也被要求最快最好的创作和排练。

贺敬之：我得到我跟刘炽商量过，我说这个内容是写红军大反攻的，苏联红军，从这个斯大林战役开始起，进行反攻的时候，我们这个秧歌队里面要有一个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就是打腰鼓、跳秧歌舞。

解说：此时的刘炽是鲁艺秧歌队的伞头，一个大型的、集体的、有壮美气魄的腰鼓舞，是他一直想要创作的东西，这次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一天贺敬之拿来一首歌词，庆祝苏联红军反攻胜利，刘炽看了看歌词很好，可是名字太不好记。

贺敬之：叫个什么好呢？我们俩商量，就叫《胜利鼓舞》。

赵征溶：《胜利鼓舞》因为它所表现的，用这个非欧洲的大调和小调写出来，用中国的调式，实际上调式，那写作中勇壮进行曲他是开了先河，这个艺术成就很高的。

刘锋：他能做出来这个，因为他和人民的感情是通的、共通的，他和民族的感情是共通的。

曾子墨：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东北工作团”开展工作，延安鲁艺也组成了一个工作队一同前往，鲁艺各系的师生开始踊跃报名，刘炽也兴冲冲地要求上前线。然而前往东北的名单中，却并没有刘炽的名字。1945年8月底，挺进东北的部队召开欢送会，周恩来也来到了现场。此时刘炽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他冲破警卫跑到了周恩来的面前，对周恩来说“我要去东北”。周恩来回头冲着主管领导周扬说，他有这个愿望是好事，就让他去吧。从此刘炽离开了生活8年的延安。

曾子墨：1946年2月底，刘炽所在的文工团奉命调驻大连，此时的刘炽已经是东北文艺工作团音乐部主任兼首席作曲和指挥，他的任务就是要用音乐和演出，来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此时的大连，满街充斥着日满时期的靡靡之音。为了迅速占领文艺阵地，刘炽与文工团领导商量决定，举办四个戏剧和一台音乐晚会来扩大革命文艺的影响，用演出唤醒民众、争取民众。1946年3月，音乐会作为第一台演出亮相大连，身着黑棉袄的乐队指挥刘炽格外引人瞩目。

解说：1946年3月，东北大连，共产党的文艺队来到了这里，一台声势宏大的音乐会就要召开，音乐会的指挥是来自延安的刘炽，这是共产党占领文艺阵地的第一场斗争。

赵征溶：刘亚楼将军呢，就在大连负责这个“军管”，他在苏联，他看过正规的这个乐团的演出，人家指挥都穿燕尾服，他就到服装店去给他做了一套，他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穿了以后呢，感到别扭、很不舒服，第二次他就不穿了、就不穿了。刘亚楼听到以后很生气，给你做燕尾服你怎么不穿呢？他说我不习惯，我这个一穿身上我就指挥不好了，他说你这个土包子。

解说：音乐会的压轴大戏就要开始，指挥依然是刘炽，伴奏是原大连放送局招聘的日本山下久管弦乐队，表演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

赵征溶：刘炽老师穿了一个棉袄、老棉袄，站的地方很不起眼，刘老师个子也不高、不起眼。

刘欣欣：那日本乐队的人呢，确实是不服他的。

赵征溶：根本就瞧不起他，当时就表现得相当的散漫。以后就开始乐器校音，小提琴、小号校音，结果他发现这个管，音准不准。

刘欣欣：拉管弦乐队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指挥的水平差的话，或者是这个听不出毛病，那管弦乐队的人会，心里会瞧不起他的，也不会跟他好好配合的，到现在还是一样。

赵征溶：他用英语英文的术语来讲，你这个音不准，应该要调整一下，这土包子还能够懂这些音乐的专业术语，而且这个音准，耳音还是很准的。

刘欣欣：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这些个漏洞或者错误，他听得出来，他当时马上就把他们停掉，而且给他们指出来，甚至我听我父亲当时说过，有一两个人是故意跟他找别扭。他是很不客气的指出他们，哪个地方错了，不行，而且指出说你不要这个，你不要给我找别扭，你别觉得我不懂。

赵征溶：后来他的作品每首曲子的，做了很详细的分析，如何表现、如何用乐队来表现它。做了分析，这时候翻译来告诉他，他们服你了。演奏过以后，他们热烈地鼓掌，当然他们的鼓掌方式就是，小提琴用琴弓来敲打这个琴身。

解说：此后的三年里，在远方的枪炮声中，刘炽辗转东北各地，多次变换工作地点和工作单位，在这段动荡的生活中，刘炽写下了一大批作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工人大合唱》。标志着刘炽的合唱写作水平日臻成熟，刘炽用自己的作品为当时的中国呐喊。

1950年春，刘炽奉调北京，任中央戏剧学院艺委会委员，兼歌剧团艺术指导和作曲，在这片崭新的广阔天地，刘炽的内心更是激起一团创作的火焰。1951年8月，刘炽创作的《荷花舞》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音乐、舞蹈双奖。这也是刘炽音乐生涯中，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仅仅来到北京几个月的时间，刘炽就创作了众多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歌曲。

这一年的秋天，创作完《新疆好》后，刘炽被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那时的刘炽不到30岁意气风发。加上外露的性格，很快就成为歌剧院里面最热闹的人。

乔羽：太意气风发了，刘炽这个人很活泼，所以他有一个外号，我们给他起的，叫“刘热闹”。

王昆：他陪着我到东安市场每个鞋店都走了，走了以后都没有我能穿的鞋。所以回来就，他很累，他也很觉得很困难，他就使劲嚷嚷在那个院子里，哎，告诉你们大家啊，以后谁要犯了错误，也别斗争他，也别处分他，就陪着王昆买鞋去就行了。

乔羽：他那家一天高朋满座，又吃又喝，而且大部分是外国人，他的外国朋友特别多，所以后来就说他，他是刘家茶馆了。

王昆：有一次我感觉他就想去，到酒馆去买点酒来吃，但是他没有钱，回来他就跟他的客人说，那酒馆搬家了，所以我没买到酒，我就知道他没有钱了。

刘欣欣：大家现在想象不来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常常到月底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真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补丁的衣服，现在说怎么可能呢，你们那个时候算一个高干家庭。

解说：刘炽并没有想到，他这样张扬的生活方式和性格，会不适合于当时的社会。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兴起，刘炽首当其冲。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责令刘炽在全院大会上做检查，理由是同外国人来往，生活不检点，吃馆子浪费，瞧不起领导。

王昆：那时候就是规规矩矩，这个在有些领导看就挺好，但是像他那样热闹的，他就不大招人待见，再加上他嘴又厉害，他很“犯上”这个人。

乔羽：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胆大，什么话都敢说，非常可爱的一个性格。

王昆：那时候给他报酬非常少，人家给他送稿费来了，他看太少，觉得跟他花出去的劳动不相配，那时候还算年轻人，发个牢骚也还挺正常的，他就是淘气，说话那个尖刻，他说你们拿回去吧，给你孩子买点糖吃。

刘欣欣：我父亲这一辈子，他最大的愿望能写几部歌剧，应该说我知道他想写的歌剧，就不只十部、八部。在十年里头，我父亲在歌剧院，几乎没有什么歌剧本子可写，就是好的本子、好的东西、好的机会，没有人给他，所以他没办法，他只能去写电影音乐。

解说：1950年代的电影音乐，并不受音乐家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简单而没有艺术准水的创作。然而刘炽却误打误撞，被挤进了大银幕前。他并没有想到，这些电影音乐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

曾子墨：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刘炽的曲、乔羽的词，那是电影音乐最绝佳的搭配。乔羽和刘炽同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住在一个院里，两个又是感情深厚的哥们，一般的歌曲任务到他们两个手里，心有灵犀，短平快的就可以解决。1957年的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沙蒙，找到了刘炽和乔羽，希望他们能够为正在拍摄的电影《上甘岭》创作歌曲。然而让沙蒙焦急的是，整个摄制组已经停工等待几天了，那两个平日里的快手却迟迟地不能交稿。

解说：2009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正在练习刘炽55年前创作的《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刘炽创作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时，却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年的七月初，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带领《祖国的花朵》摄制组全体成员，以及一大群十一、二岁的小演员，来到万寿山下，在颐和园中嬉戏，到昆明湖上划船，刘炽作为电影的作曲，也就跟着一起来到了颐和园。孩子们嬉戏、欢乐，划着、闹着，刘炽像孩子们一样活泼，打水仗、赛船，脱下鞋坐在船舷上打水泡，就是孩子们和这个中年叔叔，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刘炽大喊，快靠岸、快靠岸，《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已经在刘炽的脑海里完成了。

乔羽：有时候人家拿稿子去了，他热闹啊，他早忘了这事了。拿什么稿子？他说那个什么你不是，啊？对对，有这么个事，你等等、你等等，坐着，你喝茶，我给你写去。把就到屋里去一会，行了，就它了，就给人家了。

记者：现写啊？

乔羽：敏捷至极啊。

赵征溶：歌词写过以后给他，把去打乒乓球啊，人家急着要作品，他在打乒乓球，他第二天把这个两首歌写的。

乔羽：我那时候就说他是天才的刘炽嘛，你写得快不算本事，你得好啊。他很多歌都是这样写的，他还很少有什么，弄好久没写出来的，他没有这种情况。

解说：然而当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新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上甘岭》，找到刘炽和乔羽时，他们两个却一改往日的风格，让导演沙蒙频繁的上门催稿。

乔羽：那是很急的一个活，他这么急，那我也拖了好久，就是写不出来。我实在没有可写的，上甘岭我也没去过，我也没参加过上甘岭的战役，那沙蒙每天上我屋里去一次，也不说话，坐在那里，我也不说话，我没写出来词。

解说：整个《上甘岭》摄制组在北京等待拍摄主题歌的花销，是每天两千多元，而如今却如此的难产。在乔羽写词的同时，刘炽已经在做着配乐前的种种准备。

乔羽：我实在没辙了，就这吧，就这写《一条大河》就这个，我以为准通不过，你现在想想这个，《一条大河》这个歌的内容，跟《上甘岭》有什么关系？它跟《上甘岭》不沾边啊，这多抒情啊，多漂亮的一个词。那《上甘岭》是打得一塌糊涂的。风吹稻花香两岸，上甘岭那里哪有稻花，那里种不了稻子那时候，现在大概可以了，这完全写的南方啊。

解说：乔羽的词算是凑合过关，下来该轮到天才刘炽的旋律了。

刘欣欣：沙蒙作为导演当时跟他说，就跟他说我希望这个电影多少年以后，这个电影人们不记得时候，我希望是因为你这首歌，人们会想到这个电影。

乔羽：他不是，他憋了很久，他也憋了好几天。他是郑重其事地写的，他都是一挥而就，从来不修改的，这个歌他就修改了好多次呢。

程云（中国音协常务理事）：他还告诉服务员说，第一，我不会客，因为他喜欢热闹嘛，任何人来找我；第二，有我信你不要给我，你先给我收着；第三，麻烦你，请你允许我不到餐厅吃饭，一天三餐请你给我拿来，我谢谢你。然后再门上贴了一个条子，刘炽死了。他把门一关啊，他才开始写啦。

解说：在消失了近半个月之后，刘炽终于将《我的祖国》的曲谱交给了摄制组，很快这手优美的歌曲，伴随着电波传遍了全中国。

赵征溶：北大试放的时候，人家听到这个歌以后，电影放完了以后，大学生把他捧起来，抛起来欢呼。

乔羽：他也高兴，他喜欢这个。你看我们一起去，都没人扔我，就扔他。

解说：四十多年之后，《我的祖国》分别获得了代表中国音乐届最高荣誉的，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金曲奖。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国庆晚会上，千人合唱的《我的祖国》，作为整个晚会的主題曲目再次亮相。一首歌曲牵动着几十年来，多少代人关于祖国的无限深情。

曾子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随即开始。中央实验歌剧院的领导，把刘炽以右派的名义报到了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看到名单上的刘炽后，问歌剧院的领导，刘炽鸣放了没有？歌剧院领导回答，这次没有鸣放，但他天天在鸣放。周扬又问，鸣放时，他在哪里？剧院领导说，他在江西採风，周扬最后说，那他没在北京，他就没鸣放嘛。于是将刘炽的名字从右派名单中划去了。然而1958年年初，刘炽还是被下放到了江苏省宝应县的一个小农村。

解说：1958年江苏省宝应县，乡下人并不知道刘炽是什么作曲家，他身穿一件对襟黑色棉袄，像个地道的新农民。

赵征溶：他们是“三同”，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个时候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那个地方的乡亲就说，王大婶、德二婶，我们当地叫德二奶奶、王大奶奶，就把煮熟的鸡蛋，悄悄地塞到他口袋里去。

解说：1958年6月28日至7月20日，宝应县委召开了全体下放干部“向党交心”，进行“整风”的会议。刘炽参加了会议，这一次他还是没有管住他爱说话的嘴。

赵征溶：讲到了农村确切的情况，因为他坐在社长家，农民到地方要粮食，没有口粮了。都说王社长（他先在屋里），不得吃了、不得吃了，他讲了一个“缺粮”。第二个呢，就讲到农村的干部作风粗暴，影响了干群关系，他说干部和群众好像隔着一层钢板，钢板是冷冰冰的东西。

解说：刘炽的“错误言论”很快在大会上公布出来，他成为批斗的典型，有关部门打算开除刘炽的党籍，很多人开始与刘炽划清界限。

赵征溶：跟他在一起散步，默默地散步，他没有话讲，我们也没话，我们知道他内心痛苦，有时候到大运河边坐一坐，我作品写说看大运河的潮起潮落，其实大运河没有那么多潮水，没有那么多涨潮落潮，但是波浪的起伏，确实是他内心痛苦的东西。

刘欣欣：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回忆起他自己，谈到说他作为艺术家，他心里很苦，也很感人的。就说他虽然每天都在笑，可是他心里的苦闷，常常得不到很多人理解。

解说：1958年十月，中央来了指示，命令下放干部回京工作，刘炽可以带着他的“错误言论”离开宝应，回到北京了。

赵征溶：下放宝应离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拍的照片，这是刘老师。

解说：在回北京之前，刘炽还为宝应创作了一首《千里运河水流长》的歌曲，旋律优美动人，丝毫没有他内心的孤独与悲伤。在刘炽的音乐世界里，只有美好与浪漫。

曾子墨：1959年的刘炽依然顶着在江苏宝应“错误言论”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并且享受着“问题分子”的特殊待遇。这一年是少先队建队十周年，刘炽为孩子们创作了一首歌曲《天天向上》，准备在庆祝大会上首演，可是上级却突然下达命令，不能让刘炽这样的人在台上指挥，指手划脚。10月13日少先队建队节这一天，晚会照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炽的《天天向上》将由别的同志指挥。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没有通知刘炽观看演出，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派人给刘炽送来了两张票，并让刘炽坐在了他的身边。

解说：1966年5月，辽宁沈阳，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到了这里，五年前刘炽由中央实验歌剧院，调任辽宁省歌剧院副院长兼艺委会主任，在这里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二部歌剧《阿诗玛》，就在他趁着自己年富力强、创作旺盛、想为祖国多做贡献的时候，他却成为了文革中，辽宁省最早被抛出的文艺界人士。

乔羽：至少说他从调走以后，没写过比那个时期更明快、更欢乐、更有天才的这种曲子。

刘欣欣：我们家门上贴了一个对联，上联写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叫“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意思我们就都是混蛋了，中间横披是“基本如此”，就是把我们家老大娘（保姆）就是撵走了，这个老大娘一辈子没有亲人，把我们四个孩子带大，把老大娘撵走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哭，嚎啕大哭。

解说：1968年刘炽被押往辽宁盘锦农村，一面劳动、一面继续批斗。

赵征溶：他那种身材要扛一百多斤的稻子，生活是非常苦的，那个他只是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就是批斗、游斗他们的时候，和这个文化厅长洛汀，还有哪个我就记得不太清楚了，三个人挂着牌子，用这个汽车游斗。他就说了，他跟那个洛汀说了，哎，这时候有一个人，给我们拍一个照片留下来多好，洛汀捣捣他，这什么时候你还在乱说。

解说：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刘炽的嘴巴还是不能规规矩矩，这一次他又闯下了更大的灾难，他竟然私下骂了当时红的发紫的李云鹤是白骨精、妲己，并且对李云鹤在延安的丑行一再宣扬，这些可以让其他人邀功的言论，很快就上报到了北京。而1975年，北京有关部门追查谣言时，刘炽成了一个最可怕的源头。

赵征溶：就是李实（又名”远新“）在这个营口区，他们说营口区，盘锦说营口区，在这个地区这个革委会的会议上说，你们这个盘锦这么大的地方，还能把刘炽和洛汀把他们埋掉吗？那下面当然很革命的表态了，完全可能，我们可以把他们埋掉的，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

刘欣欣：当时内定我父亲确实是，等于是枪毙的几个人之一，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就有了后来我父亲，等到知道他要把他押送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他觉得他自己回不来了，所以呢，才匆匆的赶快用小纸条就写了，等于是说都没有时间写，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话，就是总理意思是说请你快来救我。

解说：总理，我很危险，请来救我，刘炽。当年在延安，是周恩来帮助刘炽有了挺进东北的机会，而如今刘炽并不知道，总理也已是身陷危难之中。

刘欣欣：当时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让他把它缝在棉袄里头去北京，那时的刘炽还并不知道，这是一封无法带到的救命信。在辽宁盘锦，刘炽一边抓紧创作一边在等待着，或许会是死亡，或许会是总理的到来，然而让他意外的是，他什么都没有等到。1976年，他甚至还有一次溜回北京的机会。

王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面，他忽然到我家里来，早晨，开开门，哦，他来了，我说哎呀，你怎么来了？我说你还活着，他说你还活着，我说都活着。

解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切都有可能，也都难以预料，刘炽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回到了北京，却永远见不到他最想见的周总理了。1976年1月11（8）日，刘炽和爱人来到长安街上，他们看到周总理的灵车缓缓驶过。

刘欣欣：看到了总理出殡的车，那么那天后来晚上我回去很晚，这是我第二次看到我爸爸哭，而且哭到最后很惨，就是哭到没声，一个半夜，人缓不过来。

解说：1978年刘炽由沈阳调回北京，进入煤矿文工团，1980年，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批示，为他恢复了党籍。

赵征溶：这个就是文革结束以后，我和他联系上的，他在信里面告诉我，我的一切很好，还在为祖国和人民写作着，旋律还在不断地流淌着，当时我看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动。

解说：1998年刘炽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在刘炽的葬礼中循环播放的，是那首写于1957年的《我的祖国》。2009年10月17日晚，北京世纪剧院纪念建国六十周年，刘炽作品音乐会召开，一些刘炽的老朋友来到了现场。在《祖国颂》的歌声中，他们开始了一段关于祖国的回忆，一段关于刘炽的回忆。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