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才会对胡适有个客观的评价?

我说两个人的遭遇，你就懂了。一个是爱因斯坦在纳粹的遭遇及其后在德国的荣誉，一个是陶行知在延安的受捧及其后的遭遇。

一、爱因斯坦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爱因斯坦，《主权的限制》，1931年11月22日

这句话真像胡适的那句，“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在纳粹掌权前夕（1932年12月）离开德国，前往美国；与之对比的是，胡适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49年4月6日前往美国。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与之对比的是，....

1933年2月27日，纳粹发动“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员袭击犹太人的家园。同日，爱因斯坦写信给一位女性友人，“因为希特勒，我不敢踏上德国的领土了”。......

1933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3月10日下午，纳粹两次搜查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

另一条时间线上，1949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统战胡适的公开信，上有“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编者略来了，绝无自由‘。.....你说绝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

1950年1月9日，胡适发表了一篇《编者略统治下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作为回应，说像陈垣这样一个辅仁大学的校长居然像“一个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这未免太可怕了”。胡适得出的结论则是此地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达对他爹的亲切慰问，说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纳粹上台后不久，爱因斯坦的老对手勒纳德就被任命为雅利安科学的新领袖，勒纳德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思想上德国人不值得追随犹太人”，那年5月他开心地高呼，“希特勒万岁”。（《爱因斯坦传》，爱萨克森，湖南科技出版社，12年版，p360）

1933年3月2日，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发动对爱因斯坦的攻击，“这位沽名钓誉之徒竟然胆敢对德国指手画脚。在我们眼里他从来不算德国人，况且他也宣称自己是犹太人。德国大地上发生的事他永远也理解不了。”（《关于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1933年5月11日，身为希特勒科学顾问的勒纳德在《人民观察家报》上撰文，称爱因斯坦的理论“完全是科学童话”，指责一些科学家把“这个犹太人看作优良的德国人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与之对比的是，1949年8月14日，琼楼最高层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指名批判胡适反动，“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 。

不久，敌视胡适的文丑郭沫若君担任新政拳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其太阳诗天下闻名。1954年11月8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

为了打倒“资产阶级的‘孔子’”，1951年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和1954年的胡适批判运动（此次战役有郭沫若君的极大作用），皆发动无数文人墨客对胡适进攻，万箭齐发，好不壮观，那洋洋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就是第二次批胡运动的产物。

我们翻开《胡适思想批判》第4辑里就有郭沫若君炮轰胡适的文字：

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

1940年10月1日，“有奶就是娘”的爱因斯坦获得美国国籍。

1945年5月9日，纳粹无条件投降。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

1990年10月，两德统一。

2003年，爱因斯坦被数百万德国观众推选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2005年1月19日，德国总理施罗德竟将本年命为“爱因斯坦年”，并且决定将那个已经丢弃德国国籍的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胡适最起码不像爱因斯坦那样将反感之情延伸到全体大陆人民，他只是不同意某些团体，但是很同情这些生在大陆的同胞。相信，胡适自然会有一天会得到客观的评价。别急。

二、陶行知（1891-1946）

陶行知跟胡适是师兄弟关系，同受教于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我们看看进步人士是如何对陶行知“前恭后倨”的。

众所周知，陶行知追随我进步人士，他与韶山、伍豪等人皆有来往，与郭沫若君更是好友，我进步人士将其树为国统区下教育工作者的一面旗帜，誉之为教育界的“鲁迅”。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病逝世。伍豪向延安发电，称陶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编外布尔什维克”。韶山得悉后，特发唁电，称陶的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有此二佬的加持，我进步人士于8月11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陶专门举行追悼会，韶山并致以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真是推崇备至（《人物》1980年第4期，P19）

当初大佬们既然如此高调推崇陶行知，那么按照惯性，新政拳成立后，仍按解放前的调子鼓吹陶行知应该没事吧。

我们看看书呆子们是怎么鼓吹陶行知的：

1949年7月30日，即陶先生逝世3周年之际，《文汇报》发表社论《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赞颂这位“人民教育家的毕生事业和伟大人格”，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实际是殖民地化的封建化的教育的否定，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的开端。这一教育路线和中国编者略所坚持的新教育方针基本上有许多共同点”。——转引自于风政《改造》，P142

经济学家、民盟上海主委沈志远还撰文说陶行知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一位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人民的救国领袖”，还说“作为一位教育家，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与马列主义和韶山思想相一致的。”（《追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49年7月15日）

1950年7月，陶行知逝世四周年之际，那夸张的语调就更恐怖了，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人民的教育家”，就差伟大的舵手了。（《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50年7月25日，《光明日报》）

朋友，这不是瞎胡闹吗？你说这帮所谓的读书人，建国之前，为了统战，封他个“齐天大圣”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建国之后，你们这帮人还在抬他，你把如来佛祖放在何处？

“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

他陶行知，一不是我进步人士，不信仰天国真理，还受教育于万恶的美帝；二没有献身革命，为革命洒一滴血，他凭什么称为“伟大的导师”“人民的救国领袖”“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真正的导师，人民的救星，宇宙真理的掌握者面前，他区区陶行知，算个屁啊？

这帮书呆子们，把个“陶行知”的名字在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为禁忌，把陶行知研究成为禁区，直到1981年才开始解冻（董宝良82年编《陶行知全集》的时候还担心有人揭发，害怕犯政治错误），朋友你说，这不是应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