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你最讨厌的领导（干部）是哪一种？

不把国家巨额财产当回事的官员，例如杨卫泽徐华强，他们只要稍微用点心，重点项目ETC就能成功的。贪官在醉生梦死中徇私舞弊，造成国家巨大损失，直接损失逾亿元，间接损失几十亿元。

九十年代中国，官员在基建上出成绩，盖楼房修路桥，几乎遍地都是。但是只有极少数官员，能抓出一两个货真价实的科研应用项目，因为这需要具备很高的品德和才能。

那时，江苏省花费巨资，要在宁沪高速公路上，引进挪威西班牙不停车收费系统（ETC），并且要消化吸收，大规模的推广应用。这是ETC技术的中国首次引进，具有较高核心技术，对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影响巨大。杨卫泽作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负责组织科技引进项目的开展，是项目的第一责任人。徐华强到了退休年龄，虽然还赖在交通厅党组书记位置，但已沉醉于酒色钱中；杨卫泽在这个科技引进项目上，有着主导话语权。杨卫泽是知道我取得过美国大学通讯研究生I-20，那时我个人档案中的技术资料还在，据说他们是在1998年以后，才把我档案中这些资料销毁的。

当时，提出这个科技应用引进项目，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能促进节能环保符合国情。这个项目投入费用以亿元计，意义不仅仅在于宁沪高速公路，如果能成功消化吸收，将为全省全国高速公路的建设，产生数以十亿计的经济效益。作为最高责任官员，杨卫泽的工作职责，是选好引进吸收技术团队，监督项目工作的开展。

我作为江苏省交通厅科技管理官员，临时参加这个项目，跟随二十人的项目督造团队，去欧洲的挪威西班牙出差。这个技术团队的任务，是整个ETC系统的督造；我的任务是作为科技管理官员，考察与观摩这个项目的开展，为项目负责官员提供咨询建议。

出国前接触中，我发现这个技术督造团队，主要由各种各样的关系户组成，没有具备学习和掌握有关核心技术的工程师。二十个人中，只有我主持过类似的科研项目，而我此行的身份是科技管理官员，不负责项目有关技术问题。我的任务只是考察项目开展情况，况且我不是沪宁高速公路公司的人。

出发前，杨厅长会见了大家，二十几个人围桌而坐，毕恭毕敬听着他满嘴不着边际的官话。杨卫泽讲到引进消化吸收的时候，对着我这个方向问，怎么这么一脸严肃呢？我没有回答，怕说的话，他不高兴让大家尴尬；还好，我身边的人立刻接过了话，谄媚地奉承了他爱听的话。当时我是正在想，什么是消化吸收，这个浑小子一点也没有领悟；日日酒宴醉生梦死，天天快乐马屁声声，杨卫泽已经只会讲大话空话了。

对于在全中国，这么重要的科研应用引进项目，在这督造团队中，竟然没有能负起责任的技术负责人，也没有能干技术细活的一般工程师。这可是国家亿万资金项目呢，而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资金缺乏的年代。面对这种情况，凡是有一点责任心的人，都不可能坐在他对面，没心没肺对他笑。

1998年夏天，我们挪威西班牙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的督造工作，第一站来到了挪威的第三大城市特洛海姆。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部件，就是在这个挪威城市研发和生产的；其它配套附属设备，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生产的。

来机场接我们的挪威项目工程师，一米九多的身高、胖胖的大块头，带着一位小跑腿。他们领我们到了公司，大块头项目经理用略带挪威腔的英语，向我们介绍了项目情况，并不时微笑着请我们提问。督造团队的人，懂英语的不懂电子技术，不懂英语的就更不懂电子技术了，都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我是参加过卫星地面站研发的工程师，这些电子技术一脉相通，ETC技术对我来说，算是熟门熟路了。 为了不冷场，我冲到前面，和挪威项目经理互动。

这次技术督造团，我是随团考察的科研项目管理官员，路公司本身没有称职的电子工程师。督造团队离实现核心技术消化吸收要求太远，沪宁高速公路公司来的人中，没有人能和挪威技术人员进行实质交流。督造团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交流的基本语言能力，对一些基本的电子技术术语都听不懂。

挪威西班牙ETC引进技术督造，造方—核心技术挪威方，在交流中是比较开放认真的，严格遵守合同规定，展现出了北欧人的真诚。对于称职的督方—中方工程师来说，现场面对面交流与对接，是吸收消化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我们中方督造人员，面对挪威工程师的技术介绍和现场演示，是一大群坐在一起人，大眼瞪着小眼，艰难地苦熬时间。

我在现场注意到，这样的核心技术交流，事前没有人组织技术问题，不知道要做什么；事中没有人做技术笔记，就没有认真听：事后没人做技术对接，一切都归零了。面对这样的情景，我心里想，这些基本工作都不好好做，为什么来到欧洲；这么好的机会，都不珍惜真是太可惜了。杨卫泽徐华强玩忽职守，一点点都没有从工作出发选人，属于循情谋私渎职。

我在现场表示了对项目的忧虑，担心花大价钱买的东西，在项目第一阶段就完蛋了。过一会儿，有人告诉我不要太担心，以前的督造团有人懂技术。听了这些话，我的心情好了许多，但还是有点似信非信，这一批人是这个样子，那么，上几批人会好到哪里呢。那时ETC技术已经成熟应用了，在挪威的公路上，我们督造团全体成员，亲眼目睹了ETC使用的现场，我渴望能把它应用在自己的国家。

在挪威特洛海姆期间，我和挪威工程师进行了技术交流，讨论了信号发射接收和图像智能算法等等。有一次，挪威工程师演示识别车型信号接收和发射，我配合他们。我和挪威工程师定了测试距离信号分贝信号瓣角等，当发射装置和仪器到位后，我认真地以步测量距离，进行开测前的检查。挪威工程师看到后，笑着去拿来了卷尺，说一定要精确到厘米。他们对待科学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促使我更加认真，做好每个细节。在调信号强度和发射角度时，我更加严谨了，认真记录每组数据。

在挪威特洛海姆市期间，我们乘中巴车去柔斯市，看核心部件生产工厂。一路上，我旁边坐着挪威ETC公司的一位先生，就是那位陪挪威项目经理，在机场接我们的小跑腿先生。这位小跑腿先生，在机场帮助我们取行李，在宾馆帮助我们登记住宿，在公司迎我们到会议室，在会议室为我们端茶倒水，……，他忙前忙后，似乎是公司打杂的服务人员。

借此机会，我对小跑腿的服务，表示了感谢。他很热情，出乎意料英语不错，我们聊了起来。交谈中，我得知这个公司，是小跑腿等三个发小一起创办的。现任总经理是三个发小之一，也是公司的技术总管，和小跑腿一样，是公司三大股东，他们一起创造了国际领先的ETC核心技术。

小跑腿先生原来是搞硬电的，随着公司的发展，把手上的技术工作，让给了更有专业才能的年轻人，自己承担起了后勤保障工作。 小跑腿说，高科技项目只能由有才华的技术天才掌握才行，这个项目的挪威方总负责人，是精通这个专业领域的科技高手。

这时通过交流，小跑腿知道了，我不是沪宁高速路公司技术人员。我仅仅是随团考察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的科技应用项目管理官员。说到这里，小跑腿向我表示，对中国方面技术人员的能力，挪威公司有些担心，并夸赞了我。 听到这里，我有点疑惑，开始以为是自已听错了，后来又觉得是出自礼貌的奉承。

我有点晕了，对小跑腿的话摸不着头脑，觉得说不出来哪儿有点不对劲。定定神，我用不同的英语句子，反复确认，慢慢相信了自己的理解。小跑腿的意思是，要求中方有一位有能力的人，负起合同的技术责任，和他们一起完成项目。我明白了：他不是在吹捧我，而是在委婉的告诉我，中方督造团队是不合格的；他想弄明白，为什么中方技术团队，没有能承担合同责任的技术责任人。小跑腿甚至说，我是第一个和他们就技术细节，进行认真交流的人；还说，来过的那么多人，没有人用心在项目技术上面。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沉默了好久。我知道，不是我们督造团这群人不用心，而是他们对电子技术一点都不懂，绝大多数人也不会说一句英语。杨卫泽徐华强，把七大叔八大舅，弄到这里，就是来玩的。想了一会，我觉得，我不能对这个提议说什么，但我可以向他表示，我会尽职向项目最高责任领导报告。

一路颠簸一路交流，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柔斯市实际上是挪威大山深处的一个小镇子，全市只有五千多人，街上几乎是清一色的金发碧眼北欧人。安静的小城，只有两条小街，突然来了一群亚洲人，当地人对我们很友好。一个小姑娘爽朗地对我说着挪威语，周围的很多市民开心地笑着，主动和我们合影留念。

在市里一家西餐厅吃的中午饭，饭后，我们参观了ETC核心部件生产工厂。工厂在一片山坡上，厂方以ISO9000质量管理为依据，详细介绍了工厂的管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起草了全省交通企业计量管理细则后，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棒的企业管理指导文件。

参观考察完工厂，小跑腿指着眼前不远处的山头说，过了山峰就到瑞典了。接着，我们几个伙伴爬上了山峰，兴奋地到达山顶了。风光秀丽，越过了国界碑，我们向瑞典望去，零零散散的小农庄，绿油油的草场，肃穆的教堂，现代气息的农庄住宅，好一付北欧风光。

挪威人很大气，我们督造团的二十位“专家”，按照北欧标准发放专家津贴，一个人一天五十美金，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许多。美丽富饶挪威，仿佛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宾馆餐厅，似乎不设防，你都可以走进来，亨受丰盛的美食；它的参观景点，似乎也没有人看着，你可以不买票，从容混入旅游的人流；一切全凭着自觉。

接着我们去西班牙，第一站是巴塞罗那。住进酒店后，听说徐华强正住在一家欧洲顶级酒店，距离我们宾馆很近。说者描述了铺张奢华细节时，对徐华强的会享受，露出了嫉妒的神情。听了这些，我不以为然，以为花了这个引进项目那么多钱享受，徐华强会爱护项目；项目成功了，就能给国家带来数以十亿计的巨大利益。那时，我对徐华强的贪腐自私，对扬卫泽的轻浮狂妄，还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

在西班牙的交流轻松多了，因为这里生产的是技术含量低的项目配件，督造团的人能看得懂。在一家工厂，我跟着大家一起，用水浇向防护罩，试试防水材料的性能；……。终于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了，大家露出了笑容。巴塞罗那人给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去了美丽的巴塞罗那海滩，西班牙公司安排我们，玩了世界闻名的圣家乐教堂，巴特罗之家，桂乐公园等景点。

在扎若果拉市短暂停留，我们到达了第二站马德里。在马德里，西班牙公司实行了夏时工作制，两点吃过午饭，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当时马德里有十个北京大，我看下马德里地图，公司到宾馆路程，按北京地图算，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我没坐地铁，想走着回去，欣赏一下异国风情。我走到西班牙国防部门口时，才明白，马德里比北京大的太多了，这一段路程要走三个小时。 虽然正执盛夏，但马德里并不热，异域风情目不暇接。

走到欧洲广场，我驻足欣赏举世闻名的双斜楼，身后传来一声美语问候。我转过身，一个干练的白人小伙子，正端着牛奶面包，问我是否来点。我获得美国大学通讯研究生资格时，托福和GRE考试都是美语；在挪威西班牙这些天，听到的都是含地方口音的英语。尤其这几天，西班牙人说的英语，夹杂着西语腔调，让人略有乏味。

突然听到纯正的美式英语，我莫名其妙的，竟然倍感亲切。原来他们是一家美国教会到这里传教的，广场上有五六个同样着装的帅男靓女。我们早餐是宾馆提供的，中餐是公司提供，晚餐是自已的。我走饿了，这个美国小伙子提供的一餐真及时，不然回到宾馆，还要用带来的小电炉、米和四川榨菜，自己做厚稀饭吃。那时，每个出国的人，回国有买大件的指标，挣的美元是不能多花的。

我告诉美国小伙子，我到欧洲是合作ETC项目的，我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他给我树起了大姆指。他接着对我说，日本很了不起，在电子应用领域一流的。他把我当作日本人了，于是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南京。小伙子吃惊了，用疑惑的眼睛看了我半天，最后真诚的对我说，他是第一次面对中国公民，祝福中国人能有自己的ETC。

参观了托莱多，马德里以南70公里。托莱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握说，西班牙人原先也和北欧人一样，金发碧眼。到了中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了西班牙，在托莱多建都后，才渐渐变得黑头发黑眼睛。一位游客问，这是为什么呀？导游大声回答，因为一个黑发黑眼的阿拉伯穆斯林男人统治者，要娶几十个当地的金发碧眼姑娘。

回国时，当飞机从丹麦哥本哈根机场起飞，我就迫不及待开始写出国考察报告了。一方面，九十年代出国的人不多，完成考察工作，要求书面报告；另一方面，人要有良心，要对得起挪威人发的那一大叠美元钞票，要及时把项目开展工作现状向责任官员报告。

我在报告中，对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严重性。这些问题：一是，正如挪威工程师说的，我方技术团队没有能负责任的首席工程师；二是，也没有三四位电子和机械工程师，分工负责建立技术文档等；三是，项目处于得过且过的失控状态，前后派出人员不少，不懂技术不会外语，属于参观旅游团。我在报告结论中指出，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上亿元投入会打水漂。

我想避免国家巨额资产损失，报告用词直接，问题严重性提醒到位。杨卫泽徐华强应该知道，我个人档案中，有我电子工程师科研成果的经历，也知道我在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进修成绩单；以前我在科研单位一直都是尖子，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份报告，我特别注明报告杨厅长，交给刘家声处长时，对他强调了问题严重性。

上交报告后，一天天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声。我知道，没有回声，是因为杨卫泽的浅薄、徐华强的贪腐，没有把国家巨额资金当回事。我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这样成功科研应用项目。我由此断定，这个花费巨大的引进项目，付诸实用的可能性为零，消化吸收想都不要想。

扬卫泽徐华强只想给家人谋私利，卖人情捞好处，让投入逾亿元的科技引进项目，处于得过且过的混乱状态。他们要是有一点点对国家巨额财产的责任心，都会选择一两个有专业素养的技术负责人，三五个称职的具体实施工程师。要知道，这样的督照团队，派出去的是许多次。如果在派出人员中，有十分之一是称职技术人员，那将给刚刚开始的中国高速公路大规模建设，带来多么巨大的效益。杨卫泽不肯虚心请教踏实工作，在项目开始，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对杨卫泽来说，个人素质低权利得之太易，想不轻浮狂妄都难；对徐华强来说，贪腐已经成性，精力都用在捞好处。自从我第一次参加科研应用项目，实施三十米卫星通信地面站伺服系统研究以来，是第一次见到，像杨卫泽徐华强这样的科技应用项目最高责任人，一本正经又吊不浪当，其罪过是不可原谅的。

失去了最后改正错误机会，国家巨额资产面临损失，我感到非常痛惜。从此再也不想听到这个项目的一个字，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些坏家伙，在项目失败后，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怎样忽悠推脱收场的。扬卫泽徐华强，是给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的渎职罪犯。